日俄海战1904—1905

《日俄海战1904—1905：侵占朝鲜和封锁旅顺》的内容包括日俄战争的起源、双方的作战计划以及战前关系持续紧张时期的历史，并介绍了至1904 年9 月的*一周之前，双方作战行动的基本脉络，也就是日俄战争第一阶段的内容。本书还详细研究了鱼雷攻击、战术机动、战列舰的航速和航程等，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据，指出了“有限战争”的利弊，日军作战中的优势所在，还把现代技术的发展同长期研究风帆时代的成果结合起来，使本书具有巨大的出版价值。

朱利安·S.科贝特（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1854—1922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海军历史学家、战略学家，对西方军事战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深远贡献，开启了西方海洋战略理论研究的先河。其代表作有《德雷克与都铎海军》《德雷克的继承者》《七年战争中的英国》《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特拉法尔加战役》等。

译者简介

邢天宁，男，1988年3月生，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毕业于天津市一所大学的经济学系，从事军事和历史类文字编纂工作八年有余。

根据长期以来的作战经验，英国海军曾得出这样一则战术信条：一旦敌军进入视野，此时，任何战略上的考量，都不应成为放弃交战或歼敌的借口。而前面提到的这两场未能取得全胜的战斗，似乎更彰显了这一信条的重要意义。不过，对这一问题，姑且让我们先接受一个事实——当时的局势不利于日军。当时他们不仅处境相当凶险，而且在兵力对比上也居于劣势地位，同时，他们还缺乏可以调动的预备兵力，这一切不利因素，似乎都成了两位将军谨慎行事的证据。然而，不管这种谨小慎微是否正确，其造成的结果都是不言自明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两次胜利的战略意义都相当有限——日军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处理。

在上村将军未能全歼敌军后，日本经历了一段惊慌和困惑的时期。由于胜利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新的问题很快接踵而来。另外，这也是一段非常值得研究的时期，因为它展示了一点：如果行动超出了作战计划的范围，舰队司令和陆军指挥部之间的分歧注定将很难化解。

正如我们所见，就在海参崴舰队突然现身时，东乡司令和军令部更关注的是消灭落单的俄舰，这些军舰刚刚从日军主力舰队手中逃脱，目前正躲在各个中立港口内。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东乡司令特地抽调出出羽将军的第3战队，命令他们向南进发，解决掉躲藏在胶州的“太子”号。另外，根据东京方面的建议，他还向上村发出命令，抽调出瓜生将军的第4战队，让他们前往上海监视“阿斯科尔德”号和其他可能停靠在那的舰艇。但这一命令让海峡警戒舰队陷入了没有轻型巡洋舰可供调遣的境地，东乡又指示出羽将军，让“千岁”号携带着他的最新命令以及“日本丸”“香港丸”前往竹敷。至于他亲自指挥的舰队，则被全部投入旅顺外海。其中，港外的警戒工作由片冈将军指挥的“日进”号、“春日”号和“八重山”号负责。山田将军的第5战队则被派往陆军部队的左翼，以支援乃木将军即将发动的总攻击。至于战列舰队，则部署在里长山列岛。在此期间，东乡也与乃木将军就劝降敌军的事宜进行了磋商，按照计划，这些劝降条款将在总攻发起前递交给俄军。

但在一些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此时，满洲地区的另外3个军正在向辽阳推进，距该地只剩下不到16英里。同时，随着进攻所需的物资被运往前线，整个向心攻势业已准备就绪。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参谋本部迫切希望旅顺守军能同意日方开出的宽大条件，就此放下武器。也只有如此，乃木将军的部队才能解脱出来，增援满洲方向的主要战役。因此，在上级的许可下，乃木将军打算给出的条件是：允许守军携带武器、辎重和军旗离开要塞与库罗帕特金将军会合。但对俄军舰队，军令部却不打算开出类似的条件。于是，在商讨劝降文告的内容时，东乡说自己只坚持一点：港内的俄舰必须无条件投降。1

是什么压力让海军方面开出了如此决绝的条件，目前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从文书的拟定到送出，这两天时间里传来了一系列让东乡司令变得更为坚决的消息：13日，罗杰斯特温斯基的将旗在波罗的海舰队升起；次日下午，传来了蔚山海战的结果，只是与东乡的期望相去甚远。因此，日本海军在劝降条件上没有任何动摇，东乡也全力以赴，重新开始筹备被海参崴舰队打乱的后续作战。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被交给了出羽战队，但他接到的命令前后矛盾，手头的情报也不甚可信，这一切让他进退两难。如前所述，军令部之前曾接到一则情报，宣称俄舰已经在完成修理后离开了胶州。据此，军令部立刻向东乡将军发出指示，要求他增派1个驱逐队给出羽将军，“全速赶往胶州监视俄军舰队”。为此，东乡立刻派出了“八云”号、“浅间”号、“高砂”号和“日本丸”，还有其他舰只将随后赶到。然而，东乡相当怀疑相关情报的真实性，因此，他没有把出羽舰队直接派往胶州，而是派往了小黑山岛附近的一个临时集结点，同时，他们还得到指示，应与八口浦的无线电站保持联络，以便“查明胶州敌舰的真实情况”。东乡的谨慎并非没有依据，因为到当天晚上，出羽将军收到了一则来自军令部的指示，要求他前往山东外海并在那里部署一处警戒哨，因为“新贵”号和几艘驱逐舰已经在当天清晨离开。但出羽将军知道，如果这则情报属实，再进行拦截已经为时已晚，就算舰队能进入指定位置也至少要到夜间。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抗命，并继续按照东乡司令的指示行事。13日下午4点，即行动开始24小时后，虽然出羽的舰艇都开进了小黑山岛附近的集结点，他仍然没有下令开赴胶州。因为当天上午9点30分，奉命前往白翎岛方向联络友军的“高砂”号传来一封东乡发来的电报，表示“太子”号在胶州，而“阿斯科尔德”号和“新贵”号位于港外。同时，东乡还表示，“千岁”号正在赶来会合的路上，并且希望出羽在午夜后联络上八口浦方面。出羽确实遵照了这一指示，另外，在次日清晨7点，由于夜间没有传来情报，他决定把舰队向南铺开，希望能截获离开胶州、可能穿越海峡的俄军舰只。

本书的内容包括战争的起源、双方的作战计划以及战前关系持续紧张时期，并介绍了至1904年9月的第一周之前，双方作战行动的基本脉络。从逻辑上说，这一周也标志着战争第一阶段的完结，因为到此时，日军的原始作战计划已经失败：他们在8月10日和14日的两场海战都没有大获全胜，对旅顺港的攻势也宣告失利，而在辽阳歼灭俄军的企图也没能得逞。

以研究对象和战场地理环境论，这场战争基本可以被归入海战的范畴，但在这个阶段，陆战和海战的关系又十分密切。正是因此，本书将不只会从海军视角审视战争或是详细描绘每场海战，还会紧随地面战场的局势，来阐明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

对地面作战，目前几乎没有独立的研究作品。我们主要参照的是英国的官方战争史（在引注中以C.I.D.表示），但也有“南山之战”等例外。在这些部分，其他材料提供了更翔实的细节，并对地面战场在联合作战中的作用做了更详细的阐释。

另外，我们利用多方提供的丰富资料，对参战舰队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其中尤其以日本海军军令部（Japanese Naval Staff）编纂的详尽史书①最为关键，虽然该书是严格保密的，但在仅限海军军官参阅的前提下，它已被日本政府慷慨地提供给了海军部。在海军情报局的指示下，海军讲师奥斯瓦尔德·塔克完成了一份译本，它保存在海军部内。在本作的引注中，该书将以“日本战史极密版” （Japanese Confidential History）的提法出现。

另一方面，该书并不是一部欧洲概念中的“通史”，其中只有对各舰队、战队、驱逐队和艇队每日行动的精确记录。从这个角度，它更像是对事件的纯粹罗列，其中更多的是事实，而极少存在评述，另外还在字里行间还夹杂着一些对部署原因的简单暗示。也正如此，它只能算是一部以时间为主轴的各部队行动报告的总集，对各个战场的描写也是孤立的。不过，虽然本书没有全面地观察战争，也没有把各个环节联系起来，但在构建历史方面，它依旧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对某些重要事件，我们还获得了指挥官的原始报告，在几个重要节点上，它们的阐释更为详尽。在附注中，这些贵重文件将以“_____的报告”表示。

有第一手资料后，官方公报的价值自然会降低，因此，本书只对其做了有限的参考。

虽然信息并不全面，但本书的参考资料只在两个领域存在重大欠缺，即战争的起源和联合作战。但是，后者却部分被俄国海军部翻译的、由日本官方公开发行的海军史①填补了。另外，其注释中还增加了一些在场俄国军官的宝贵记录。由于某些地方翻译不佳，我们使它与日文原版进行了核对。需要指出的是，法军总参谋部也在翻译这部作品，并将其命名为《日俄战争的海上作战》（Opérations Maritimes de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在本书的引注中，它将用“日本战史公开版”（Japanese Published History）表示。

俄罗斯方面，当本书问世时，依旧没有官方的海战史著作出版。事实上，除了俄国海军部在初步研究中编写的事件简表之外，我们并没有其他资料可供参阅。然而，单就作战计划和战时命令而言，俄国总参谋部编纂的陆军战史还是提供了很多帮助，其中包括海军的命令、军事会议的纪要以及总督和总司令同旅顺指挥官的通信。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综合历史书籍。该书正在由法军总参谋部编译，在本书的引注中，它将用“俄国陆军战史” （Russian Military History）表示。

由于此书没有专门叙述海战，故我们还从其他的俄国来源获取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均由海军陆战队轻步兵团（R.M.L.I.）的E. Y.丹尼尔少校搜集、整理和翻译。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海军文集》（Morskoi Sbornik）和《俄国旧事》（Ruskaya Starina）杂志的系列文章。其中前一本杂志可谓具有官方背景，作者在许多地方向俄国海军历史协会表达了感谢。但遗憾的是，在本书发行时，该系列文章内容并没有完全涵盖第一卷涉及的时期。至于后一本杂志，则提供了海军军事委员会（Naval Councils of War）关于旅顺战役的宝贵报告。

而在个人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博布诺夫海军上校（Bubnov）的《回忆第1太平洋舰队和海军陆战队的作战》（Reminiscences of the First Pacific Squadron and Operations of the Naval Brigade）。不过，由于作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指挥海军驻防部队，对于海上作战，他的资料主要是二手的。另一些更有名的著作，如西蒙诺夫海军中校（Semenov）的《代价》（Rasplata）和斯蒂尔海军上尉（Steer）的《“新贵”号》（Novik），尽管它们提供了俄国舰队内部情绪和士气等有趣信息，但与真正的历史材料相比，它们在内容的准确性上和对局势的把握上都存在问题。有些高级军官的著作同样非常出色，其中，特列季亚科夫上校（Tretyakov）的《南山和旅顺口》（Nanshan and Port Arthur，由皇家炮兵中尉A. C.阿尔福德翻译），还有冯·施瓦茨上校（von Schwarz）和G.罗曼诺夫斯基上校（G. Romanovski）的《旅顺口保卫战》（La Défense de Port Arthur，由法军炮兵少校J.勒普瓦夫尔翻译）就是极好的案例。由于特列季亚科夫上校曾指挥了南山和203高地的战斗，其他两位军官也都在现场，因此他们的著作可以称得上是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不过，他们也只提到了直接支援陆军的海上行动。

在英国方面的资料中，对研究海上和联合作战最具参考价值的，是大量编纂成册的来自各位武官和其他外交人员的报告。但除此之外，我们也参考了未编纂入册的报告以及外交部和海军部的秘密通信，这些对介绍战前阶段的历史特别有意义。另外，上述资料还得到了相关官员提供的信息作为补充。

由于没有通行的音译规范，在转译地名时，我们遭遇了许多困难。其中最接近规范的是帝国国防委员会历史办公室（the Historical Section of 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给出的通例。然而，虽然优点众多，但为照顾海军军官，我们更多参照的是航海指南（Sailing Directions）和海军部的海图，并在最大程度上与其保持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