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审视宋光宗、宋宁宗的统治:蒙古铁骑西征、南侵,无往不胜,西辽、花剌子模覆灭,西夏、金朝、高丽乞和……但南宋却完全缺乏现实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扼腕和忧心。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帝王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历史人物研究作为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较之制度史、经济史等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其研究成果具有极广泛的读者覆盖面。本书选取宋光宗、宋宁宗两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展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分析了光宁两朝南宋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
编辑推荐
暗弱的君上,酷烈的党禁,轻率的战争,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
患有精神疾病的皇帝如何能君临天下,他又该如何谢幕?
一代权相韩侂胄,为何要罢官朱熹,平反岳飞?
富有批判精神的理学如何在愈演愈烈的思想整肃中争得正统,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作者简介
虞云国,浙江慈溪人,生于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
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宋光宗宋宁宗》等专著;编撰《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主编《宋代文化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等宋元古籍十余种。
近年文史随笔编为《敬畏历史》《放言有忌》《从陈桥到厓山》《水浒乱弹》《书砦梁山泊》《三声楼读记》等。
精彩书评
近20年前,我已拜读虞云国先生《宋光宗 宋宁宗》的传记。深感此书是佳作,既有深入的研究和剖析,文笔流畅,又有颇强的可读性,具体分析了一个时代的专制政治,且有若干深刻的警句,耐人寻味。现在作者经过认真的增补和修订,撰成新作《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其水平又上一层楼,突出表明了作者学识的进展,反映了其深邃的史家眼光和道义责任感。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
目录
初版前言
第一章 两朝内禅
一 淳熙内禅
二 绍熙初政
三 “政治日昏,孝养日怠”
四 又一幕内禅闹剧
第二章 庆元党禁
一 从风起青蘋到轩然大波
二 伪学逆党之禁
三 韩侂胄专政
第三章 从开禧北伐到嘉定和议
一 以“恢复”的名义
二 开禧北伐
三 诛韩与议和
第四章 因循苟且的十七年
一 嘉定更化
二 在中原变局前束手无策
三 史弥远专政下的嘉定政治
四 宁宗的晚年
附录1 南宋光宗宁宗时代简表
附录2 征引古籍版本
精彩书摘
1.悍后李凤娘
李皇后出身将家。绍兴十五年(1145)一天,她的父亲李道见有一只黑凤停息在军营前的大石上,心里感到奇怪。回家后,知道女儿就在这天出世,这才想起有凤来仪的吉兆,便以凤娘作为二女儿的名字。十几年后,李道出戍湖北,听说道士皇甫坦善于相人,便在府第招待他,让几个女儿逐个出来拜见。见到李凤娘,皇甫坦惊惶得不敢受拜,说:“这女孩将为天下母,我怎敢受她拜?”旁观者都以为他胡说八道,李道却联想到黑凤栖石的征兆,心中暗喜。
皇甫坦的风鉴之术,连宋高宗都十分相信,允许他进宫谒见。大约在绍兴三十二年,皇甫坦出山入宫,高宗问他何事而来,他说:“做媒来。我为陛下寻得个好孙媳妇。”接着把李凤娘出生故事搬说了一通。李凤娘应召候选。同时入宫待选的还有皇太子妃钱氏之妹,其父便是两知临安府的钱端礼。宫禁内外之人都看好钱氏之妹,但高宗还是笃信皇甫坦的相术,为恭王聘了李凤娘。
李凤娘虽长就天姿,却生性妒悍。乾道七年(1171)恭王立为皇太子,她也成了皇太子妃,性格越发骄横悍狠了。太子入居东宫,左右侍奉的宫女人数自然不能与恭王府同日而语。李凤娘受不了,经常在德寿宫与孝宗夫妇面前诉说太子左右的东长西短。高宗老大不高兴,与皇后吴氏谈话时后悔道:“毕竟武将之后。我被皇甫坦误了!”孝宗也好几次训斥她:“你应该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如再只管与太子争吵,我宁可废掉你!”
孝宗只想镇慑住她,并不打算真废皇太子妃。李凤娘却又气又怕,认为这是太上皇后吴氏在挑唆。册立为皇后以后,李凤娘更肆无忌惮、目中无人了。孝宗和谢皇后对太上皇帝高宗与太上皇后吴氏非常孝顺恭敬,相形之下,李氏却十分傲慢无礼,有时甚至乘着肩舆一直到重华宫内殿才停下。有一次,谢氏在谈话时提到这类事情,李凤娘竟恼羞成怒道:“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言外之意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的。在场的太上皇孝宗听到这种挑衅性回答,与太上皇后谢氏都怒不可遏。他事后想起内禅前夕黄洽的忠告,真的萌生了废黜李凤娘的念头。他把自己信得过的故相老臣史浩召入重华宫,私下与他谈起自己的打算。史浩坚决以为不可行。或许认识到废后会引起政局风波,这事终于作罢。但李皇后对孝宗和太上皇后谢氏的怨怼却越积越深。
光宗即位不久,就心脏不好。太上皇既担忧又关心,从民间搞到了秘方,合了一大丸,据说服了心病即可痊愈,准备派人送去,又恐李皇后截留,便打算光宗每月四朝来问安时面交给他。大内宦官原就企图制造三宫摩擦,好让皇帝无暇萌生“尽诛此曹”的念头,便对李皇后说:“太上合了一大丸药,只等官家过宫便赐药给他。万一有意外,可怎么向祖宗、社稷交代啊!”李皇后听说太上皇不同意立嘉王为皇太子,却属意于嘉国公,不能不多一份心眼,就派人去打探,果然有药准备着,便衔恨在心,以为太上皇也太狠心。
李皇后决定为儿子博一次,也投石问路摸一下虚实。不久,恰有内宴,她突然当面向太上皇提出,请立嘉王为皇太子。孝宗自有考虑,没立即表示同意。李凤娘立马发作:“我,是你们用六礼堂堂正正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皇太子?”太上皇勃然大怒。光宗没有作声,他明白皇后的用心,也知道太上皇不会轻改主意的。
内宴不欢而散后,李皇后一手拉着嘉王,一手抹着眼泪,把丸药的事与不立皇太子拉扯在一起,向光宗哭诉:“寿皇不同意立嘉王,就是想废你;给你服那颗大丸药,就是让嘉国公好早点继位。”光宗受禅后,颇感贵为皇帝也并不如原先想象那样能随心所欲。重华宫的太上皇、慈福宫的太皇太后虽不过问朝政,但一个父亲,一个祖母,自己每一句话语,每一个举措,都必须看太母的脸色,听寿皇的教训,老大不自由。尤其太上皇,总让他感到有一种父亲对儿子的威慑。对太上皇执意让魏王之子嘉国公作为自己皇位的继承人,光宗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现在一听皇后的挑唆,也有点信以为真了。
光宗即位后,妃嫔也多起来了。宋代后宫之制,凡封郡夫人以上才有独立的房院。绍熙时,自立房院的嫔嫱有黄贵妃、张婉仪、武才人、潘夫人、符夫人、大张夫人与小张夫人,最受恩宠的要数黄贵妃。早在淳熙后期,太上皇高宗见皇太子身边没有侍姬,就把黄氏赐给了他。光宗一即位,除册立皇后李凤娘外,还进封黄氏为贵妃。他把宫中收藏的扬无咎名画《红梅图》赐她,还在画上题诗一首:
去年枝上见红芳,约略红葩傅浅妆。
今日亭中足颜色,可能无意谢东皇?
以红梅喻贵妃,以东皇自况,过去你红葩浅妆,今天在我东皇照拂下,你位至贵妃,颜色十足,还不谢我吗?调笑中透漏出对贵妃的昵爱。
在妃嫔队中,皇帝“朝咏暮吟看不足,羡他逸蝶宿深枝”,对黄贵妃尤其专宠,李凤娘自然妒火中烧,开始不择手段地报复。一天,光宗在洗手时见宫女端盥盆的双手嫩如柔荑,白似凝脂,愉悦之下,大感兴趣。几天后,皇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打开一看,皇帝差点吓昏过去,食盒内盛放的竟是那宫女雪白的双手。
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按惯例,光宗将主持即位后首次祭天地的大礼。宋代祭天地前,皇帝、宗室必须在前一天享太庙,受誓戒,而皇帝受誓戒后不能入住后宫,必须夜宿南郊青城的斋宫。李皇后就在大礼前一天虐杀了黄贵妃,派人去通报了贵妃“暴死”的消息,自己到玉津园散心去了。光宗在斋宫接到禀报,又惊骇,又愤怒,他绝不相信活生生的黄贵妃会一天之间无疾暴卒,猜想必是李凤娘下的毒手。但明天是祭祀大典,他不能违背历代礼制赶回后宫看个究竟,便哭泣个不停。
郊祀大礼在下半夜丑时七刻(即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左右)开始。这时,星月当空,夜色清澄。光宗一夜泪流不止,怀疑黄贵妃是否真死了。但这时,他只能强打起精神,进入指定的位置,穿戴上衮冕,拿起大玉圭,准备主持大礼。
忽然,狂风骤起,把祭坛上灯烛全数吹灭,祭坛顿时漆黑一片。转眼间,一两朵将熄未灭的火苗被狂风猛地吹向了周围的帘幕,帘幕扑剌剌倾倒下来,火舌却狂窜起来,蔓延成势不可挡的大火。光宗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呆了。在场的陪祀人也都被狂风烈火惊退了。瞬间,大雨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下来,夜黑如墨,风火雨雹之中,众人都自顾不暇,也无法前往救驾了。
不一会儿,天色霁晴,大火已被豪雨扑灭。曙光微熹中,玉帛牲牢狼藉遍地,连祭祀用的镇圭也不知去向了。郊礼已无法进行。内侍们这才把吓懵了的光宗扶上车驾,送回大内。昨天,接到黄贵妃暴死的噩耗,今天又受到大惊吓,光宗自“以为获罪于天,且惮寿皇谴怒,忧惧不宁”,“震惧感疾”,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皇帝被送回大内,黄贵妃的死因大白。但光宗对悍后无可奈何,得知真相只能咬牙切齿,精神病彻底发作。实际上,精神病遗传因子早就潜伏在光宗的体内,平日一无节制地酗酒,再加上震惊与恐惧的双重猛击,病情来势汹汹,“噤不知人,但张口呓言”。
内侍驰报北内,太上皇帝孝宗与太上皇后谢氏连夜赶来探视,见光宗虽已睡去,却仍满口臆语。孝宗既担心,又气愤,便把李皇后喊来。李凤娘与亲信内侍大约隐瞒了虐杀贵妃事,只说皇帝饮酒过度而骤然发病的。太上皇大声训斥道:“你不好好照顾皇帝,反使他病到这等地步,全不顾宗庙社稷之重,”愤怒至极时扔下一句话:“万一好不了,就族灭你李家!”
太上皇准备回时,光宗醒了,听内侍说寿皇在,便矍然而起,惊怖地下榻叩头,请罪不已。孝宗慰解再三,仍不能使他释怀。回北内后,孝宗坐卧不安,又把丞相留正召来责备:“我让你任相,却不强谏,你干些什么事?”留正说:“不是不谏,没奈何皇帝不听。”孝宗说:“今后你须苦谏。皇帝如不听纳,他来问安时,我再好好劝他。”
光宗这一病可真不轻,太上皇在重华宫焚香祝天,祈祷儿子早日病愈。大约半个月后,他的病情才有所好转。照例,冬至有大朝会,这种大朝会一年仅举行三次,即元日、五月初一与冬至日。但皇帝病得连迈脚登楼都不行,只能免了。病情稍愈后,李皇后哭诉说:“我劝官家少喝酒,就是不听。近来你病了,寿皇几乎打算族灭我李家。我李家有什么罪过?”接着又把太上皇对留正说的话歪曲走样地搬弄了一番:“听留正得到圣语说:如再过宫,一定要留住官家,不让还宫。”精神分裂症病人,本就容易妄想别人暗算自己,光宗听了李凤娘这番话,再与她此前挑唆的丸药、废立等谣言串连起来,自此而后始终担心太上皇要害他、废他,内心深处视每月四朝重华宫为畏途险径,总千方百计地找寻借口,推延日期,于是导致了持续数年的过宫风波。
2.一个精神病者主天下
郊礼以后的第15天,光宗才在内殿召见宰执大臣,他的病已不可能真正痊愈。再过半个多月,就是绍熙三年正月初一,照例应是正旦大朝会,也因皇帝有病取消了。而一月四朝重华宫的仪式,只能请宰执前往代行恭谢之礼。开春以后,病情稍有好转,光宗才恢复升延和殿听政,但五月一日大朝会,还是未能如期举行。其后,皇帝虽勉强听政,但大朝会却只在绍熙五年元日举行过一次,其他都付阙如。即便听政,他对臣下也经常“目瞪不瞬,意思恍惚”。从绍熙二年岁末起的两年多里,就由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的。
光宗的病情时好时坏,倒使李皇后更有机可乘,自绍熙三年后,政事多决于李皇后。不过,她对大政实在没有多大兴趣与能耐,只是一味为娘家大捞好处。宋代遵循汉朝非刘氏不王之制,开国以后,即便追赠王封也不轻用于外戚,李皇后却封李家三代为王,两个侄子都官拜节度使。绍熙三年十一月,李凤娘再次归谒家庙,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连门客都荫补为官,恩荫之滥为南宋以来所仅见。李氏家庙僭越规制,防护之兵居然比赵氏宗庙还多。这一切当然都以光宗的名义颁布诏旨的。
对皇帝受制于悍后,臣下不是没有劝谏。据《宋史·罗点传》,有一天,光宗在便殿召对他,罗点问:“近来,朝廷内外都相传,说陛下内有所制,不能遽出,因而沉湎酒色,不恤政事,确有这等事吗?”罗点是东宫旧僚,才敢以“内有所制,不能遽出”,来暗指光宗受制于皇后。光宗答道:“没这事。”罗点见皇帝不愿正面承认,只得转而进谏道:“我原就知道陛下不会不恤政事的。宫禁之间或有拂心乱意的事,姑且借酒自遣罢了。乡下老百姓,闺门有不顺心事儿,还纵酒解闷呢!不过,人主君临天下,这心应像青天白日,风雨雷电过后,湛澈清明。怎能容许再有纤芥尘垢停留在天日上呢?”
绍熙五年初,起居舍人彭龟年进呈自编的《内治圣鉴》,光宗问了书的大旨,说:“祖宗家法最善,汉唐所不及,待外戚尤严。”接着,他看了龟年的《进书札子》,又说:“祖宗待外戚最严,此处便不可容易坏了。”龟年道:“祖宗不轻委外戚权任,也是爱养亲戚之道。我这书大抵对女谒、宦官防之最严,这些人见了,恐怕不会让陛下经常阅读的。”光宗说:“不至于这样。”但光宗在神智正常的绍熙初政时,就基本上受制于李氏,何况如今患了精神病。罗、彭的进谏对皇帝来说,犹如马耳东风,至多换来口不由衷、言不符行的应答而已。
……
前言/序言
古人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原指代际相继之意。北宋邵雍将其引入自家的宇宙历史演化论,作为最小的时段概念,提出“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撇除其周而复始的神秘色彩,显然也将三十年作为考察历史的基本时段。
西方年鉴学派主张综合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多种方式,多层级地构成对总体历史的全面研究。相对于以一个世纪乃至更久的长时段与以事件史为标志的短时段,中时段的研究阈限“涉及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历史态势”,自有其特定价值。这种中时段,足以完整展现长时段历史中某个变化周期,身处其中者往往到该周期结束才能察觉其终始之间发生了多大的时代差异与历史变动。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的时代》,虽是旧著《宋光宗宋宁宗》的改订新版,但当年撰著时因他们父子的个人史料存世有限,便立意“以帝王传记的形式来表现光宁时代”,“力图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心写一部时代史。宋光宗即位于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宁宗去世在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两位皇帝在位跨36个年头,既符合“三十年为一世”的概念,也恰在中时段范围(如果不考虑以帝王为坐标的话,这一时段不妨下延至史弥远去世的1233年)。倘若将宋孝宗淳熙内禅时1189年与宋宁宗驾崩时1224年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作一对比的话,就能发现:经过三十余年缓慢顿渐的变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从治世折入了衰世。这次改版尽可能地做了修订,但总体结构未做改动,故拟就这一时段若干总体性问题略抒己见,以便加深对这段时代史的全局性把握。
一
既然说这一时段是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的关键时代,当然必须以其前与其后的时代作为比较的参照系。这里,先说其前的宋孝宗时代。宋孝宗在位期间为1162年至1189年,共26年,大体也在中时段的阈限内。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藉由“绍兴内禅”甫登皇位的宋孝宗,雄心勃勃主动发起隆兴北伐,试图改变绍兴和议定下的地缘政治格局。然而,受制于内部因素(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与反对,主事者张浚“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等等)与外部条件(金朝的实力),被迫与金朝再订隆兴和议,重归宋高宗确立的“绍兴体制”。其后,在内政上,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绍兴体制”的大前提下略做微调与腾挪。有鉴于秦桧擅权的前车之辙,他在位期间一方面频繁易相,以便皇纲独揽;一方面开放言路,以便“异论相搅”。隆兴和议后,南北政权间长期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作为南宋唯一欲有所为的君主,宋孝宗曾坦承短期内恢复中原已无可能,但仍寄望于君臣协力一改国弱民贫的局面。他尤其注重兴修水利,推动农业生产;同时关注财政与经济,制定鼓励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政策,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惟其如此,南宋社会在乾道、淳熙间(1165—1189)也进入了繁盛期。
宋孝宗时代(1163—1189),一方面在专制政体上继承了绍兴体制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在对官僚士大夫的做法上则有明显的调整,他还能容忍不同的政见与批评的声音,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较之宋高宗秦桧专权时期大有改善。他对道学尽管不持好感,却并未以一己好恶而推行整肃政策。在传统中国的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决定一切的,即便微调也效果明显。由于宋孝宗的政治统治相对宽松,致使这一时代在思想文化上颇有亮色。
在《中国转向内在》里,刘子健认为,北宋学术“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相对说来,南宋学术“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的问题”。这一说法有其独到之见,但也不尽然,南宋浙东学派诸家,就提供了某些北宋未有的学术成果与思想体系。这是由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建构,还有赖于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的事功实践充实其思想资源,也与宋孝宗时代的环境改善有着内在关联。也正是利用了乾道、淳熙年相对优容的政治环境,朱熹才有力推动了道学派的扩容,完成了理学集大成进程;张栻也自成一派,张大了湖湘之学。继北宋中期以后,这一时段以朱熹为领袖的程朱理学,以陆九渊为开山的心学,与吕祖谦、陈亮、叶适为领军的浙东事功学派几成鼎足之势,涌现出自己时代的学术大师群体。无论思想上,还是人才上,正是宋孝宗时代,宋学进入了又一巅峰期。继北宋中叶的文学鼎盛期之后,这一时段以陆游、辛弃疾、范成大与杨万里等各领风骚,宋代文学也形成了第二个高峰期(虽然比欧阳修、苏轼父子与王安石等领军的北宋高峰来略见逊色),而代表人物都成长并活跃在这一时段。史学家李焘也在宋孝宗朝完成了当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纂,继司马光之后令宋贤史学再放异彩。
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宋孝宗时代,显然绝非偶然现象。南宋曹彦约认为,南宋乾道、淳熙期间堪与北宋庆历、元祐时期相媲美:
朝廷无事,四方宁谧;士浑厚而成风,民富饶而知义。负者歌,行者乐,熙熙侃侃,相期于咸平、庆历、元祐之治。
本朝人赞美难免掺有水分,但明代史家柯维骐也有好评,说宋孝宗“有君人之度,其系人心成乾(道)淳(熙)之治”。纵观宋孝宗时代,显然迥异于南宋理宗以降内有权臣叠相擅政、外有蒙元铁骑压境的高危期,确是政局相对稳定、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的最好时段,堪称南宋史上的鼎盛期。如此一对照,南宋光宗宁宗时代的全面逆转就更显得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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