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

　　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死了三个月以后，将军夫人突然亲临我们的小城，径直来到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家中，在城内总共逗留半个钟头左右，却做了很多事情。那会儿正值傍晚时分。整整八年没跟老太太会过面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醉醺醺地出来见她。据传，将军夫人一看见他，没开口说一句话，马上就扇了他清脆、响亮的两个耳光，并且揪住他的一簇头发从上往下扯了三下，然后仍然一声不吭地直接到木屋里去找两个孩子。她刚一瞥见他们蓬头垢面、衣衫邋遢的样子，立即又给了格里果利一个耳光，再向他宣布，要把两个孩子都带走，然后领着他们出门，也不更换衣服，就用毯子一裹，登上马车，带回她自己的城市。格里果利显示出义仆本色，挨了那一下耳光，没说半句粗话，他把老太太送上马车时，还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用庄重的语气说，“上帝会为这两个没娘的孩子酬谢”她的。将军夫人在马车起步时冲他喊道：“可你还是个笨蛋！”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把全部情况考虑了一遍，认为这事儿并不坏，故而后来在正式同意两个孩子由将军夫人抚养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关于所挨的两下耳光，他自己满城奔走，逢人便讲。
在这以后不久，将军夫人也告下世，不过她在遗嘱里给了两个娃娃每人一千卢布‘供他们受教育，而且这些钱一定要完全花在他们身上，但必须细水长流，足以维持到他们成年，因为对于这种孩子来说，这份布施已经够可以的了，谁要是愿意，那就请他自己解囊”，如此等等。笔者本人没有看到过遗嘱，只是听说里边确实有这类奇怪的条文和过于独特的措辞。不过，老太太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倒是一位正人君子、那个省里的首席贵族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他跟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通了信，并且一下子就看透，想要此人掏钱供他自己的孩子受教育根本不可能，尽管他从不正面拒绝，可总是使出他应付此类情形的套路——拖，有时候甚至能做到声泪俱下。有鉴于此，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便着手自己来关心那两个孤儿，而且对小的一个即阿列克塞还特别喜欢，所以阿列克塞有很长一段时间简直就像他家的人。我请求读者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一点。如果说，那哥儿俩所受的抚养和教育之恩理当没齿不忘，那么他们要感谢的正是这位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一个极其高·尚、极其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他把将军夫人留给两个孩子的每人一千卢布为他们完整地保存起来，使这笔钱到他们成年时连利息翻了一番，而抚育他们的费用则由他自己支付，当然，花在每人身上的钱远远不止一千。对于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又不准备在此缕述，而只是介绍一些最主要的情况。关于大的那一个——伊万——我只想交代一点：他长成了一个阴郁乖僻、性格内向的少年，虽然远非胆小怕羞，但好像从十岁左右开始便明白他们哥儿俩毕竟是寄人篱下，接受人家的恩惠，他们的父亲是个简直一提起来就让他们颜面蒙羞的人，等等，等等。这孩子很早——几乎在幼儿时代（至少传说如此）——便开始显露出不同凡响的学习才能。确切的情形我不了解，但好像他十三岁便离开了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家，去莫斯科的一所中学就读，食宿则在一位经验丰富并且当时很有名气的教育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总角之交家中。据伊万后来自己说，一切都出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那份‘行善的热心”，他被这样一个主意吸引住了：如此天才横溢的少年应由一位天才的教师加以培养。不过，当伊万中学毕业考入大学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和那位天才的教师都已不在人世。由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没有作出妥善安排，加之种种在我国万难避免的手续和拖延，使伊万迟迟拿不到专横的将军夫人遗赠的那笔钱，即已经从一千卢布带利息增至两千的教育费。这个年轻人上大学最初两年的生活十分艰苦，因为他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同时又得学习。必须指出，当时他甚至不想尝试与父亲通信—一可能是出于傲气，出于对他的蔑视，也可能是冷静思考的结果，因为理智告诉他，从父亲那里连一点点切实的帮助也不会得到。不管怎样，这个年轻人丝毫也不气馁，居然能设法打工，先是给人家的孩子补习功课收两毛钱一回，后来又经常跑报社，送去一些十数行的短文章报道街头发生的事件，署名“目击者”。据说，这些短文总是写得那么引人人胜、富有文采，所以很决就被采用，单是这一点就充分显示出这个年轻人在智慧和实干方面都强似我国为数众多的那一部分男女青年学生——他们总是穷愁潦倒，在两大都会照例从早到晚跑各家报社和杂志社，翻来覆去地不是请求给些东西抄写，就是干一些从法文译成俄文的活儿，此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跟编辑们打过几次交道之后，始终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在念大学的最后几年里，他已开始发表一些颇有才气的书评论述各种不同的专题，从而在写作圈子里甚至已小有名气。不过只是到了最后，他才偶然得以在范围大得多的读者中间引起特别的关注，这种状况有些突如其来，以致当时有好多人一下子便注意到并且记住了他。那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当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已经离开大学，正准备用他那两千卢布去一趟国外，忽然，他在某大报上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文章，引起甚至包括非专家在内的人们的注意，尤其是他对文章的主题显然一点也不熟悉，因为他学的是自然科学。文章所论乃是当时到处议论纷纷的教会法庭问题。他在分析有关这一问题已经发表的各种意见的同时，也谈出了他自己的观点。关键在于文章的调子及其异峰突起的结论。其时，教会派中许多人无保留地把文章的作者视为自己人。突然，和他们—起喝彩的不光有非宗教主义者，甚至连无神论者也加入进来。临了，某些明白人认定，该文纯粹是一场放肆的恶作剧。我之所以要提到此事，特别是因为这篇文章经过一定的时间也传到了我们城郊一座著名的修道院内，那里对于议论中的教会法庭问题本来也感兴趣，文章传入后却引起极大的困惑。他们打听到了作者姓甚名谁，对于他原来在本城出生并且‘就是那个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儿子这一点也关心起来。恰恰在这个当口儿，文章的作者本人忽然出现在我们这个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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