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先生

揭开“吃人”的秘密

就在傅斯年奔赴李庄之时，国民政府内政部向四川省政府拍发电报，其中有“前方在抗战，后方捣乱”等语，下令省政府与宜宾专署配合当地政府和驻军整治李庄的社会秩序，让内地迁来的各学术机构、学校有个安静的工作、学习环境，同时稳定抗日后方的局势云云。

宜宾方面接到省政府转来的电令，经过分析，认为这一事件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因为有人故意煽风点火，这伙人可能来自两条暗道：一是当地的汉奸故意制造谣言，以达到扰乱后方，给抗日前线施加压力的目的；二是共产党地下武装借机制造混乱，趁势组织农民和失业商人、官僚以及无业游民等搞武装暴动。而这些人大多是当年张守恒、洪默深等组织的所谓“川南工农革命军”造反暴动的“残渣余孽”。一旦让他们借机成了气候，在李庄甚至整个川南闹将起来，将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身在陪都重庆的蒋介石最忌恨的就是共产党拉人入伙搞暴动。如真的造起反来，宜宾专署不知有多少地方大员或驻地军官要遭革职查办，甚至拿入大牢落个“秋后问斩”的结局。想到此处，坐宜宾专署第一把交椅的专员冷寅东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组织一批地方要员和两个营的兵力，亲自带队，乘“长虹”号火轮（老式轮船，1949年后归四川省轮船公司所有，20世纪70年代退役）顺江而下，向李庄进发。当船行至宜宾与李庄之间的双流溪战略要地时，按照预定方案，一营兵力弃船登陆驻扎，其他人员和官兵继续沿江东下，在李庄码头登陆。

冷寅东来到李庄，立即于南华宫大殿召集邻县县长，乡镇长，民团、联防头目，驻军首领，中央研究院方面的李方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陶孟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以及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等各色人物开会。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冷寅东下令各县、乡镇的负责人先在自己掌管的地盘内，组织力量严查密访，除查出借机造谣捣乱的汉奸外，着重探查暗藏的共产党人，对当年张守恒、洪默深等“川南工农革命军”及其九族，进行地毯式的清查。一旦查清与“吃人”谣言有关者，立即捉拿归案，押入大牢，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

各县、乡镇长回归自己掌管的一亩三分地，迅速组织民团、警察及联防队员展开调查。但查来查去，几天过去，各地除抓获一批地痞流氓、游手好闲的无业者，以及参与造谣或聚众滋事、向史语所和同济大学发难的愚昧乡民外，并未发现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与事件指挥的线索。冷寅东听罢，尽管心有不甘，倒也算一块石头落地。在他看来，只要没有共党分子从中捣鬼，几个地痞流氓和无知乡民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与兴师动众。但既然已经兴师动众来到李庄，总得有所作为或动作，好给上司有个交代，于是冷寅东再次于南华宫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此时，傅斯年已抵达李庄并应邀参加了会议。除上次参加会议人员外，李庄的党部书记罗南陔，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慧，士绅李清泉、张访琴、罗伯希、王云伯等也应邀参加。会议讨论的主题有二，一是被抓人员如何处置；二是如何平息事态，消除谣言，体面地收场？

众人吵吵嚷嚷，争论了半天，各种意见相持不下，一直在桌旁默不作声的党部书记罗南陔突然起身道：“诸位，能不能容兄弟我说几句？”

人们停止了争吵，目光渐渐转了过来，主持会议的冷寅东望了罗南陔一眼，点头道：“好，好，下面听罗先生的高见。” [1]

罗南陔清了清嗓子道：“依兄弟愚见，那些被抓起来的人中既然没有共党异己分子，没必要非来个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老虎凳暂且放着备用，歉收之年，弄一罐辣椒汤也不易，还是留着给感冒发烧者喝吧。至于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吃人，在兄弟我看来确有其事，怎能怪罪乡民传播消息？”

话音刚落，南溪县县长叶书麟霍地起身，沉着脸，目光逼视罗南陔，厉声道：“南陔兄，你是不是昨晚猫尿骚儿喝高了，到现在还没醒，果真如此，我劝你还是到外面醒醒再开尊口吧。”

叶书麟冷不丁地横插一杠子，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众人望望罗叶二人，开始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罗南陔略做沉思状，微笑道：“兄弟我是不是喝多了，请县长大人听完我的话再下结论不迟。诸君子在李庄逛街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有几家牛肉馆门前堆着牛骨头，不用查，馆子里肯定杀过牛。还有几家羊肉馆，门口也摆着一堆骨头，这个馆子几乎是天天宰杀羔羊。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在室内室外摆着人头、人骨，还有完整的人尸体，这不是杀人、吃人是什么？诸位仁兄想想在下所言是否有理？”

“放肆！你这是哪家道理？分明是一派胡言！”叶书麟因一时摸不清罗南陔的真实意图，怕把事情搅得过于复杂，让自己这个父母官不好收拾，脸色铁青，怒气冲冲地对罗指责起来。

罗南陔并不理会这位县太爷的态度，依旧微笑道：“当然，兄弟我刚才所说，只是一般民众的心理和看法，并不代表在座诸兄的心理。试想，这乡间农民整年在山中劳作，与水土树木、五谷杂粮打交道，哪曾见过这等风景？他们咋个晓得和理解这帮搞学问与教学的专家，是在研究古人类和解剖人体？因不晓得和不理解，就像在牛肉馆、羊肉馆门前看到的情形一样，误认为是吃人。常言道，不知者不为罪嘛，我说对抓起来的人没必要把他们按在老虎凳上捏着鼻子灌辣椒汤，搞得杀猪一样号叫连天。兄弟我的意思，除几个寻衅滋事、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混混，其他人想个法子，如按头捏鼻让其学学狗爬狗叫等教训一下就行了。至于那些不知内情的民众，兄弟我也有办法对付，古人云，解铃还须系铃人，由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各自办个展览，把那些人头、尸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再做些适当的解释并发布，谣言可不攻自破矣！兄弟我的话完了。由于鄙人才疏学浅，见识不多，不当之处，兄弟自当谢罪。”罗南陔说罢，冲众人一一拱手，坐了下来。

会场一阵沉默，此前没有人会想到罗南陔说出这番颇具悬念与幽默感的话来，叶书麟更感到意外，顿觉尴尬万分，只好扭头咳嗽几声，故作冷静地点火抽起烟来。

冷寅东见众人沉默不语，把目光转向正含着烟斗喷云吐雾的傅斯年，微笑着以征询的口气道：“孟真先生，请谈谈您的高见吧。”

傅斯年与李济的冲突

李约瑟走后，李庄古镇复归平静，只是平静中更添了一分寂寞、孤独与忧伤。由于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活动空间过于狭窄，人文气息不断凋零飘散，最终导致流亡此处穷困潦倒的教育、科研机构人员失去了初来时的热情与向心力，交往中渐渐互生芥蒂，变得冷漠，甚至成为仇寇。

“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29]，此为西南联大在昆明组建后，陈寅恪前往任教时所作的诗句，借以形容当时的生活状况，知识分子面临的窘境，如七七事变前每月支350元薪的教授或研究人员，到了1943年，支取薪水按当时生活指数折算，只相当于战前的13.60元，且越往后折合越少，几乎形同一堆废纸。面对钱不再值钱，物价一日三涨，“中统银钞入手空”的残酷现实，国民政府决定对公教人员发放部分薪水，另一部分由食米代替，称为“米贴”。

1943年3月1日，在李庄的史语所人员都接到一张由会计室送达的表函，上书“顷接总办事处函，关于教职员及工役食米，拟依据需要发给实物，前规定表式，即请尽速填寄处”[30]。通行了几千年的货币制度，如同滚滚流动的江河之水，在战乱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双重挤压下宣告枯竭，干枯的河床再度掀起漫天风沙，社会流通机制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商品流通的起点。史语所同人以及其他几家科研机构人员，以自己殚精竭虑的精神成果，换来的就只是一堆大米，且有一部分米总是散发着霉烂气味。

很快，越来越多的人染上了疾病，有的竟至一病不起，甚至登了鬼录。在昆明时经常与傅斯年就某一学术问题唇枪舌剑，并总占上风的史语所第一“勇士”董同龢，当年结婚时的皮鞋早已卖掉，穿一双自制的草鞋度日。1943年6月2日，他上书傅斯年，曰：“同龢之子及妻先后患痢，适值本所医师离所，闻本年曾订有临时辅助法，兹同龢之情形未悉仍能适用否，恳请设法予以救济。”[31]

董氏向傅斯年诉苦，而此时的傅氏已到了靠卖书生活的境地，可谓有苦无处诉。据史语所研究人员屈万里回忆：这个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就卖书度日。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了买书上，可以想象，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肯卖书的。而每次忍痛卖书换来粮食，除解决自家的燃眉之急，还周济史语所的下属朋友。在史语所董作宾家庭人口最多，迁往李庄后，生活几无保证，傅斯年便拿卖书的钱给予接济。[32]

面对全所人员越来越艰难的生存条件与他们发出的“救济”呼声，向来“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忍辱负重，与当地政府饱食终日的官僚交涉，有时不惜打躬作揖，以求援手。傅斯年留下的遗物显示，这一时期，他曾用当地出产的竹纸亲笔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写过一封求助的长信，信曰：

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敝院在此之三机关，约（需米）一百石，外有中央研究院三十石，两项共约一百三十石，拟供应之数如此……夙仰吾兄关怀民物，饥溺为心，而于我辈豆腐先生，尤为同情——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泻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有求于父母官者。[33]

此种穷愁的生活与繁重的工作状况，使傅斯年高血压病再度发作，黑发急剧变白。当时在李庄史语所读书的青年学者王叔岷回忆说：“傅先生有时跟我聊天，忽然他不知说到哪里去了，他叹道：‘唉！我这个将死之人！’他的头发愈来愈白了，他说：‘我没有经过中年，由少年就跳到老年了！’”[34]许多年后，当王叔岷在台湾孤岛回望大陆并怀念李庄生活的时候，不无深情地说：“史语所及文科所，不是傅先生的魄力，哪能辗转数千里迁移至幽静的深山里，毫无空袭顾虑，为国家保全珍贵文物，更培养学术人才！一切烦恼困苦，傅先生一人担当，他又患血压高，焉得不速老！”[35]叔岷之言，确属实情，无怪乎李约瑟到来时，把只有47岁的傅斯年估成了55岁——这恰是傅斯年在台湾孤岛死去时的年纪。

面对板栗坳居住的一群男女学者兼老人孩子的穷困，傅氏在上下求索、四处声援救济的同时，不忘在得到点滴成果时苦中作乐，难得地幽上一默。王叔岷回忆说：“所中同仁都很清苦，很少肉食，有次傅先生在重庆筹得一笔小款，附一封信，托人带回来分赠同仁，要职位低人口多的，分得多。因此职位高的就不高兴，出怨言。傅先生附信中已经提前说：‘你们分得这笔钱后，有的人一定大吃，有的人一定大骂。’傅先生就是这样风趣。”[36]

除了粮食物资需要“救济”，傅斯年更知道缺医少药的严重后果，稍有不慎，即致贻误人命。而此时，原来聘请的一位医生因无法忍受史语所的贫困，辞职远去，傅只好又从外边聘请一位姓张的医生来所为大家服务。但这位医生令所有人员大失所望。据石璋如回忆说：“医务所的陈设非常简单。以前医务所的萧医生，与同人、眷属处得很好，病理讲解也很清楚，护士小姐也很亲切。后来萧医生离职，换成绰号‘开水先生’的张医生，因为许多同人去看病，张都要说喝开水，久而久之医务所就门可罗雀，他也被起了绰号。”[37]

由于“开水先生”的看家本领就是“喝白开水一杯”，加之医疗条件太有限，史语所同人的病患越来越多，形势一发不可收拾。1943年9月23日，主持工作的董作宾向在重庆参加会议的傅斯年拍发急电，称：“（汪）和宗夫人产一女，夏作民（南按：作铭，即夏鼐）先生病，陈文永君之小孩已夭折。”[38]一个月之后的11月11日，史语所人类学组主任吴定良再次致电傅斯年：“弟目前经济处于绝境，小女之医药费拟向红十字会辅助研究院经费中申请，恳请吾兄予以惠助。”[39]董与吴的电报，都是恳请傅斯年尽快设法换医生和购买药品，以扼制病魔的无休止大规模侵袭蔓延。焦虑不安、坐卧不宁的傅氏尚未想出解决办法，史语所一组研究员劳榦的母亲又一命呜呼了。据李庄板栗坳一李姓姑娘在许多年后对前往采访的作家岱峻回忆：劳榦的妈妈劳婆婆是个小脚女人，从外地投奔儿子来李庄板栗坳时还看不出有多老，只是每走路颤颤巍巍的，嗜辣，讲一口不好懂的湖南话。来李庄没几年就死了，是死于水肿。劳婆婆先是吃不下，肚子鼓一样地胀。因他们的那个医务室没得什么药，医生只让喝开水。开水喝进去，肚子就更胀得不行，白受罪。没得法，就找我们给他扯草药。一篮篮的夏枯草、车前草、金银花，用来煎水喝。喝进去又拉肚，没得几天，一张脸全是绿阴阴的，瘦得僵尸样儿，可怜得很，他的儿子劳榦又着急又没得法。没几天老婆婆就躺在劳榦的怀里咽了气。看着人家把他妈装棺抬走，劳榦站在板栗坳口上哭哑了喉咙。那个可怜，连当地人看了也跟着流下了眼泪……[40]

在这种穷困哀苦中，傅斯年已被悲惨的现实折腾得精疲力竭。就在这一时期，因经济问题和沟通不畅，李济与傅斯年的公开冲突被引爆了。双方攻伐进退，三十个回合、六十个重手，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终于酿成了关涉多人与多个机关部门的“事件”或称“个案”。

在这一事件被引爆之前，傅斯年与李济之间曾有多次摩擦甚至冲突，但都很快平息，复归旧好。远者不必提及，即如1942年7月28日，李济突然给傅斯年一信，劈头质问：“有人告弟云：兄甚不满意考古组之工作，三组中没有一个人能写报告的。”傅斯年闻后“不胜其惊讶”，立即复信辩解：“弟对何人在何处说此，乞兄示知，弟当对质，以凭水落石出，看弟是否如此说。弟平素不听传闻，然此事既经兄提出，而语意诬弟甚重，故理当弄清楚也。三组工作情形，弟与兄常谈，与人谈，决不出与兄所谈之范围，且少得多，事实上亦只与董、梁二公谈而已。所谓写报告一事，弟平日一惯[贯]主张在发掘报告中少牵引他事，少发挥，一向如此。犹忆写《城子崖》时，弟主张不涉及历史部分，不在报告中与Andersson等书比较。”又说：“弟很觉得在三组青年同事中，写报告之技术尚待陶镕，‘吴、石二位目下似均不能独立写报告’，此乃弟近因梁病，而与兄谈过数次者也。我们谈这些事时，并无不同意见。然则此说必有传闻之过。兄勿介意，亦当信弟之无此言也。”最后，傅斯年补充道：“谓吴不能写报告（弟对兄等说过数次），谓石以不能看外国报告而吃亏，云云，亦并不因此而抹杀其长处。”[41]

信中提及Andersson，指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吴，指史语所三组技正吴金鼎；石，指史语所三组副研究员石璋如。傅斯年写毕此信六天后的8月3日，再致李济一函，谓：“前兄手示某君谓弟说三组如何如何，次日兄告弟云，是彦堂所说，弟当询彦堂何时说，彦堂坚不认他曾向兄说此。我说：‘我并无兴趣你说此事否，问题是在乎我向兄说此与否？’此则彦堂固谓弟未说也。此事不必小题大做，请彦堂为我出一证明书，只待我们三人在一处时，再证明我未说此可耳。”[42]

这一或许是因传言过程中误听误判，差点引起大风波的口舌，经傅斯年如此一解释，便不了了之，傅李二人复归以前合作状态。到了1943年夏天，为傅斯年查看照相室以及木工领米贴事，傅、李矛盾骤起，双方书信来往，火气越来越盛，事情越闹越大且呈一发不可收拾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