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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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梁晓声身上的思想者形象和知识分子情怀，是他现实主义的内核，并且形成了其现实主义的温暖底色，这种温暖的、朴实的现实主义为他的作品留下了普通人的生命情怀和民间温度。而这现实主义的根基，就是“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传统。梁晓声的现实主义既关注到了国家民族现代性的追求的宏观层面，也贴近了对民间的底层关怀，是建立在对民众、大众关怀的基础上的国家民族现代性的追求，最大限度地贴近了现实主义传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评论家吴义勤
梁晓声因“知青文学”成名，却并未止步于“知青文学”，他一直追随这个时代，反馈这个时代，同时也在沉淀自我、更新自我，作品也同时代一起成长、一起变化。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张志忠
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让我们改变得太多太多，但梁晓声式的慷慨陈词依然有自己的力量在。我们仍然可以从梁晓声这里得到一种真正的满足，梁晓声仍然能够给他的读者想要的东西。
——北京大学教授 张颐武

　　我爱生活，我爱生命。
我平凡，我普通，我做得最成功的事就一件——我使台湾高山茶在贵州神仙顶漫山遍岭地生长着——“高贵红”和“高贵绿”已打开了国际市场，颇受欢迎。
我不想否认我是一个不幸者，还不到四十岁就已做三次癌切除手术了，这当然是不幸啰。但我却一直否认我患癌症是被气的——也许这符合病理学，并且符合一部分事实。然而我更愿承认是我的宿命如此。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还是从自身找原因对头。这么想更能使自己心平气和地面对现实，也有益于我再一次战胜癌症。
我不至于死在手术台上这一点可以肯定。
术后我又能活多久？这个问题我已不再去想。当我不再去想，一不小心又成了“抗癌明星”；这是我年近四十唯一获得的“荣誉”。我对这顶“桂冠”并不真的感到光荣，对人能否“抗癌”心存怀疑；无非就是别陷入自哀自怜的坏情绪的泥沼而已。我的体会是——当人真的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坏命运”，连命运之神也会刮目相看。果有命运之神的话，她或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电脑般的工作，是某种神秘程序的自动锁定。即使那程序是他们参与编制的，估计也无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签结果”。所以，对于命运之神的“工作”，我也采取“理解万岁”的态度。可我既已是“明星”，我便也做了些“明星”该做的事——我在沪深两地组建了癌病友网站，还主编了一份民间的刊物《与癌共舞》，颇受癌病友喜欢。
紫外灯还没开亮，医生护士在为手术做最后的准备。他们的动作轻得近乎无声。谁偶尔看我一眼，眼睛便会眯起。如果没有口罩遮住，我会看到友爱的笑脸。我在他们心目中不太一般，他们尊敬我。
趁那短暂的时刻，我又开始思想。被全身麻醉的人其实就是“死去”，倘没醒来，那种死法不啻是一种幸运。在大手术台上思考，如同在生死交界处与自己对话——我思故我在嘛。不是谁都有多次这样的机会，我珍惜。
我认为我也是幸运的。
我的养父母和我的丈夫都是享受思考的人，受他们影响我也以思考为乐。我爱思考甚于其他女人爱时装和化妆。
我愿以后之中国，多数孩子都有我养母那样的母亲——不是指有她那种家族背景，那怎么可能？亦非指像她那样是地方名流，这也等于是天方夜谭；而是指像她那么心地善良。这做起来易如呼吸，但是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坏人变老了”当然也意味着有人在年轻时就变坏了。
那么——孩子呢？鲁迅的话“救救孩子”，亦或可改为先救父母？
我愿以后之中国，年轻人不必像我一样，没有当过市长的父亲和是名流的母亲，人生也照样可以有安全感保驾护航。
我愿以后之中国，李娟多起来，再多起来。
中国仍有一小半人口在农村，他们正是月收入千元左右的那些同胞。已经成为城镇人口的人中，不少昨天或前天还生活在农村——这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之“社会关系之和”复杂而不单纯。
我发自内心地拥护对农村的全面扶贫。
我见证了许许多多同胞的“社会关系之和”在向好的方面发生量变和质变。
我见证了“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正逐步成为事实；神仙顶是那事实的一部分。
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反对“他人皆地狱”之说，这使我活得不狡猾。
我平凡，我普通，我认真做人，我足够坚忍。我有幸福的国情、温暖的亲情、真挚的友情——人生主要的三福气我占全了，夫复何求？我复何求？
麻醉师开始在我手臂上涂碘酒。
我开始默背我所喜欢的一首诗：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着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
我最初萌芽的土地，
……针头刺入静脉，我的血管里感到一丝凉意。
我闭上了眼睛。
“方婉之，咱们开始数数哈。”
听来，像天使的声音。
我没数数，我继续背诗：小溪的水呵，
缓缓地流呵，
我呵，像一艘
载满爱的小船，
一路低吟着，
来在世人面前
……
我包容……
我宽恕……
我成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