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终结：1985-1991

　　2015年英国《泰晤士报》年度图书。
一部厚重的研究，本书综合运用大量会议记录、工作笔记、文件、口述及相关著作资料。

　　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英国历史学家，专长于俄国史。他目前是牛津大学俄国史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封面
前折页
文前彩插
历史图书馆丛书序
本书获誉
前言
导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罗纳德·里根
第二章 末日决战计划
第三章 里根支持者
第四章 美国的挑战
第五章 讳疾忌医
第六章 冰隙：东欧
第七章 苏联封锁
第八章 北约和它的朋友们
第九章 世界共产主义与和平运动
第十章 在苏联的候诊室
第二部分
第十一章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第十二章 莫斯科改革小组
第十三章 一脚踩油门 一脚踩刹车
第十四章 去日内瓦
第十五章 苏联一揽子计划
第十六章 美国的拒绝
第十七章 陷入僵局
第十八章 战略防御计划
第十九章 失落的夏天
第二十章 雷克雅未克峰会
插曲
第二十一章 力排众议
第三部分
第二十二章 分解苏联一揽子计划
第二十三章 四巨头
第二十四章 认识敌人
第二十五章 症结
第二十六章 打磨条约
第二十七章 呼吁西欧
第二十八章 东欧：混乱与抵抗
第二十九章 撤离阿富汗
第三十章 困难重重
第三十一章 里根离任之际
第四部分
第三十二章 第五人
第三十三章 另一片大陆：亚洲
第三十四章 全面收缩
第三十五章 东欧剧变
第三十六章 马耳他峰会
第三十七章 重绘欧洲地图
第三十八章 新德国
第三十九章 波罗的海三国
第四十章 第三人挣脱束缚
第四十一章 新世界秩序？
第四十二章 结局
后记
参考文献
索引
版权页
后折页
封底

　　现在，人们可以在无数的美国个人文件、影印资料和网络资源中找到关于冷战结束的内容。这一主题的很多方面才刚刚为人们知晓并加以探索。来自俄罗斯档案馆的苏联资料也仿佛开辟了一片丰饶的研究宝地，尽管其中很大一部分只能通过国外图书馆查阅到。日记、会议和谈话记录让世界政治中这一关键时期更加具体化地成像于我们的脑海之中。比如，追踪罗纳德·里根发表于1987年的关于“柏林墙”演讲稿的修改过程，回溯苏联领导人在确认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之前的字斟句酌，这些都已经成为可能。使用苏联档案时需要谨慎一些，因为政治家们会过滤并仅留下那些被允许记录的内容。然而，档案材料终归是越多越好，它们所提供的深刻见解正是构建本书的基石。
对于苏联一方，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在书记处总务部（General Department of the Secretariat）归档的“工作笔记”中被发现。其中很多笔记被保存在胡佛研究所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GASPI）89号文件，以及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mitri Volkogonov）的个人文件中。沃尔科戈诺夫在20世纪90年代从总统档案中复制了这些笔记。此外，戈尔巴乔夫的几位朋友——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i Chernyaev）、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Georgi Shakhnazarov）和瓦季姆·梅德韦杰夫（Vadim Medvedev）——罔顾对记录他们的亲身经历的禁令。他们的作品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就切尔尼亚耶夫来说，我曾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俄罗斯图书馆查阅过他的文件。同样很重要的是在斯坦福大学搜集的苏联共产党中央会议记录，包括连续的会议议程草案，以及准备好但没有发表的演讲稿。
胡佛研究所收藏的苏联重要人物文件提供了关于冷战最后几年最为翔实、丰富的信息。其中有三位人物十分突出。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让助手泰穆拉兹·斯捷潘诺夫-马马拉泽（Teimuraz Stepanov-Mamaladze）定期记录他所参加的会议和进行的对话，因而留下了关于审议和决定苏联外交政策的无可比拟的记录；我很高兴将它们首次带入公众视野。苏共中央国防部的维塔利·卡塔耶夫（Vitali Kataev）尽职尽责地记录苏联领导人内部关于裁减军备的讨论，这些资料对于理解政治家与军工综合体之间的关系大有帮助。阿纳托利·阿达米申（Anatoli Adamishin）在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之前，领导着外交部第一欧洲处。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一直写日记，其观察为我们了解苏联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提供了几乎未经审查的、引人入胜的资料。

　　冷战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美国和苏联之间非战非和的状态。1945年日本和德国的失败让美国和苏联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而接下来的美苏对峙让核“热”战随时可能爆发。一旦爆发核战，地球万物将无一幸存。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苏联，政客和公众都迅速认识到两国对峙局面的危险。然而，虽然人人都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但随着更具毁灭性的核武库逐步建立起来，美苏之间的斗争似乎将没完没了。
在这场意识形态较量中，一方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美国，另一方则是捍卫共产主义的苏联。摧毁纳粹德国之后，苏联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模式向外输出到了东欧。随后革命又迅速席卷了中国和其他地区，约瑟夫·斯大林宣告全球的力量平衡正在向共产主义倾斜。而对于各大洲任何愿意抵抗共产主义影响蔓延的政府，美国均给予支持。因此，两个超级大国分别建立了庞大的军事联盟，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华盛顿谴责克里姆林宫践踏人权；莫斯科则斥责美国限制福利救济。它们无休止地指责对方是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者。它们为全世界的颠覆与反颠覆、革命与反革命提供资金，为了自己的利益，资助并试图控制附庸国。每每设想竞争对手必然消亡时，它们就会预言，在那充满欢声笑语的一天，所有的恶魔将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然而在相互较量的同时，它们也对彼此了然于胸——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64年的影片《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任何细微的误算都会导致核战争的爆发，带来全球性灾难。尽管科技快速发展，但是监控链条上的错误依然容易发生、无法避免。对战争与和平负有责任的政治领导人，依赖反间谍机构和预警系统，来获取对手是否会首先发起报复行动的信息。因而，错误警报将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美国和苏联斗争不断。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了三年时间。1962年10月，当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开始在古巴部署战略弹道导弹来挑战美国的权力时，两个超级大国挣扎在全球战争的边缘，如履薄冰。仅在约翰·肯尼迪总统威胁用武力终止导弹部署进程之后，赫鲁晓夫才妥协退让。这场导弹危机让美苏领导层深受震动，因而双方均对防止此类紧急事件再次发生的战略表示赞同。此外，他们还就如何限制核武库规模进行磋商。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领导下，美苏关系转变为一种和平的竞争，又被称为“美苏缓和”，同时争夺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力。但是，吉米·卡特总统在1979年12月停止了缓和政策，以此作为对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回应。1981年11月罗纳德·里根赢得总统选举之后，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走向尖锐化。1983年末，苏联领导人接到情报，认为美国人以北约代号为“神箭手”（Able Archer）的军事演习为幌子，正在准备一次先发制人的核进攻。最终在华盛顿方面对此次演习的和平目的做出保证之后，核战阴云才得以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