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规

★ 继《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饥饿的盛世》之后，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回归明清命题，以“腐败与反腐败”为切入点，带来一部全新的、关于明清史的另类解读。
★ 独特视角剖析明清败局之根源，探究“陋规”背后明清两朝的权力黑洞和财政危机。
★ 透彻分析封建王朝共通的腐败症结与反腐阻碍，以史为鉴，看清真相，一部明清纪检监察报告、反腐启示录。
★ 明清官场群像，满足读者对官场生态的想象。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简读中国史》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绪论 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第一章 朱元璋：注定失败的铁血反腐
第一节 最痛恨贪官的皇帝
第二节 严密的监管体系
第三节 严酷的反腐运动
第四节 思维混乱的反腐条规：《大诰》
第五节 激进反腐的高潮与落幕

第二章 海瑞：一个清官的孤独抗争
第一节 “笔架先生”的另类精神
第二节 理想与现实的夹攻
第三节 逆势而行，革除“常例”
第四节 一边受排挤，一边升迁
第五节 千载留名“骂皇帝疏”
第六节 全面施展政治理想
第七节 痛苦的赋闲
第八节 异端，还是“神”？

第三章 康熙：千古明君亲手定下畸形制度
第一节 天性善良的皇帝
第二节 康熙反腐的两个错误
第三节 黄宗羲定律

第四章 雍正：古代反腐的成功案例
第一节 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第二节 洞悉下情的天子
第三节 养廉银改革

第五章 乾隆：前严后废的情绪反腐
第一节 卓有成效的早期惩贪
第二节 明君老去，贪腐急速蔓延
第三节 王朝兴衰系皇帝一念
第四节 皇帝带头腐败
第五节 享乐：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
第六节 “议罪银”之罪
第七节 不断升级的腐败段位
第八节 极具弹性的贪污罪名
第九节 一场自欺欺人的亏空盘查风波

第六章 嘉庆：反腐的下滑曲线
第一节 一百分的接班人
第二节 诛和珅初显身手
第三节 面对腐败该何去何从
第四节 改革当口举起保守大旗
第五节 全面守成
第六节 从伟大到尴尬

第七章 和珅：清代第一贪官
第一节 怀才误此身
第二节 大理财家
第三节 一个巨贪的诞生

第八章 官场：晚清官员的妥协与坚守
第一节 “不妄取一钱”的林则徐
第二节 “不要钱”的统帅曾国藩
第三节 不为钱所“累”的李鸿章
第四节 “不以一钱自污”的左宗棠
第五节 “赤贫”刘光第和“巨富”那桐

第五章 乾隆：前严后废的情绪反腐 第一节 卓有成效的早期惩贪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最成功的帝王之一。从纵向对比，乾隆时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富强的时代；从横向对比，乾隆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有以下这些数据来支撑：第一，经济总量巨大，国家财力雄厚。虽然对那个时候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的方法有各种争论，但是用大多数人认可的计算方式计算出来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0%以上，远远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要多。第二，乾隆时期的疆域广阔，人口数量激增。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统一新疆之后，中国的疆域达到了1453万平方千米，大约是今天960万平方千米的1.5倍。所以乾隆朝的疆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之外的第二大疆域，而且和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不一样的是，清朝对整个疆域内的实际控制力是最强的。第三，乾隆朝的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朝代大部分时间人口都徘徊在几千万之间，只有少数几个节点突破了一亿。而由于前面有康熙、雍正两代的统治，乾隆继位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达到了1亿4000万；到乾隆退位的时候，则突破了3亿的大关。也就是说，乾隆让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在中国古代，人口增长一直是统治者统治成绩最有力的证明。 所以我们通常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顶点，出现在乾隆时期。推动这个盛世顶点出现的诸多原因当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乾隆前期的惩贪抓得非常有力度。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了解得并不充分。 提起清代惩贪最坚决的皇帝，大家通常认为是雍正。其实乾隆前期比起他的父亲来，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乾隆皇帝是清代惩贪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也是清代历史上最严酷刻薄的一位皇帝。 这个断语也许与许多人的印象不符。不错，乾隆皇帝风流儒雅，情商极高，极会做人。为政之初，又曾一度宣称要效法皇祖“宽仁为治”。当初的“宽仁”时期，还真是阳光灿烂，曾经让大清王朝所有官员都如沐春风。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雍正皇帝的儿子。虽然他曾经那么讨厌其父的性格，但雍正身上的苛刻、敏感、残忍、阴狠，其实一丝不少地储存在了他的骨子里。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的统治政策由宽转严，大臣们发现，其风霜之严酷，远甚于雍正。 乾隆一朝是清代诛杀大臣最多的时期。乾隆朝发生的“部级”以上贪污案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杀头二十多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部级”军政大员因贪污而伏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至于“部级”以下官员被砍头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肃通省官员冒赈一案中，自封疆大吏至县令一级，就有近六十人被处死刑，其中一次在菜市口就杀掉了二十多人。 终乾隆一生，可以说他的统治前期，惩贪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防微杜渐。有了雍正打下的良好基础，乾隆即位之时，官场风纪较好，但是乾隆并不满足。他为人心思细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顿吏治，是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腐败如同细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脚点，就会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礼物如果不加防范，必然发展成大额贿赂。小吃小喝不处理，最后就会吃掉大清江山。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送“土宜”，即以“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他说：“而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馈送又不可少，层累递及，督抚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已不赀矣。”（《清高宗实录》卷三二） 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现象，乾隆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酬酢宴会的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委派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借端要结，甚且赔累”，扰乱民间。 官场上，收受“门包”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痼疾。说起来似乎为害不大，但实际上却极损政体之尊严，启腐败之先声。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规定，奉旨出差巡察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他仍通谕各省，从督抚到道府，要严格管理家人，“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致滋弊窦”。 第二，惩贪立法从严。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严厉于雍正朝，主要体现在弥补亏空的措施上。乾隆以前，大臣侵蚀国库，通常可因赔补上窟窿而免死。因为雍正惩贪实行“完赃减等”条例。该条例规定，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官员自己在监外继续筹款赔补。第二年没能全部补赔的，犯官进监，而其妻子仍可帮他补赔。直到家产尽绝，才被处死。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没有几个被明正典刑的。 …………

绪论

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一

细数中国历代王朝，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勃然而兴”后不久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
我个人认为，传统社会里的“权力决定一切”，应该为腐败的产生负总责。
自秦朝至清末，从政治层面讲，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段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的，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黄宗羲认为，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明夷待访录·原君》）。黑格尔则认为传统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了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朱友贞说：“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
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确实，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全体臣民都为皇帝而奔走，这就是所谓的“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这种状况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腐败。在黄宗羲看来，皇权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则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
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
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比如农业，刘泽华说：“国家通过权力系统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从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种子、生产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到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者从东迁到西，又从西迁到东；更不必说产品征收和转运过程中组织、措施的复杂与严密，都体现着一种精神，即国家对于全部土地、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的主宰。农民几乎没有自由的独立的自己的生产，一切都要纳入符合封建国家需要的轨道。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的原则，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应。”
不仅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访中，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开恩，“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