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一定要靠技术、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条路可能越走越难，至少不会像前面几十年那么容易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时，虽然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也不能忘记：你离世界舞台越近，所承担的世界责任就越来越大。很多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贡献都名列前茅。
但是，如果按照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来衡量，要求中国做出世界第二的贡献，那就很不公平了。这不能从总量来看，不能脱离人均GDP。美国人均GDP5万多，中国1万都不到。如果在该项投入过多，怎么跟国民交代呢？如何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呢？所以不能过度地承担责任，影响到国内可持续的发展。一旦内部可持续发展出现问题，外在影响力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了。因此，外部责任要与国内发展情况相适应。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制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然而，比较一下上世纪70年代的“德国制造”、80年代的“日本制造”，就会发现，“中国制造”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德国、日本整个东西都是他们自己的，而“中国制造”很多产品是从西方和其他国家过来、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进行了组装，然后再出口。富士康很典型，那只是一个组装工厂，不是中国制造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组装”的概念比“中国制造”更科学，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技术成分在里面。
现在，工业已经到了4.0版，那什么概念呢？工业1.0版，就是机械化；2.0版，自动化；3.0版，信息化；4.0版，智能化。笔者到广东各地调研时问地方领导：你们的企业到底在哪一个版本？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的企业还处于1.0版到2.0版之间。中国工业体系确实很全面，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有，3.0版4.0版有很多，但不是原创，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依靠人家的梯子爬上来，人家把梯子抽走，你就会摔下去。通过竞争才能做出自己的原创性的东西，必须靠自己的梯子爬上去，否则永远要跟在人家后面。
作者简介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其主要兴趣和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国际和东亚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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