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反叛

◎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深入导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推荐作序

政治学教授专业译笔

本书的两位译者皆为政治哲学领域的学者和教授，译笔精炼而专业，这一版本已在此前出版过三次，对奥尔特加在国内的译介有着重要价值。

此次精装再版，特别增添了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的导言，何教授认为，本书在大众理论的整个谱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并对“大众时代”做出了更加贴合当下的解读。

新版也首次收录了诺奖得主索尔•贝娄曾为本书的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他盛赞奥尔特加是“一个伟大的欧洲人”，并有着自己独yi无二的光辉。

◎奥尔特加•加塞特是西方公认的一颗璀璨“明星”，被加缪称为“尼采之后ZUI伟大的作家”。他生活在西班牙历史上最错综复杂、动荡不安的年代，积极反对君主制和独裁统治，其思想发挥了几乎无人能及的主导作用和深入人心的影响。

◎《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ZUI负盛名的代表作。

◎如今我们过着人类有史以来最舒适便捷的生活，却为何在精神世界始终缺乏重量、毫无根基？

人们所掌握的究竟是独立的、理性的、文明的智识，还是各种陈词滥调、先入之见、零敲碎打的思想和空洞无物的言词？

这个时代是否依然需要精英？

大众又真正拥有过自行其是的权利吗？

◎奥尔特对时代病症的剖析，在近一个世纪后，依然能准确解读当今数字时代的种种怪相。这便是经典的不朽之处。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17世纪以来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家，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公共型知识分子，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奥尔特加著述惊人，涉猎广泛，举凡哲学、文艺评论、政治、历史乃至教育等等无一不在其视野之内，《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著作。

刘训练，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思想史》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学。著有《共和主义：从古典到当代》。译有（含合译、合编）《大众的反叛》《革命心理学》《君主论》等。联合主持“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和“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两部译丛。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兼任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等职。先后在北京大学、耶鲁大学做博士后和访问研究。著有《在民主与法治之间》《现代西方民主的困境及其出路》等。译有（含合译）《美国宪政的民主批判》《大众的反叛》《革命心理学》等。

（奥尔特加是）尼采以后欧洲ZUI伟大的作家。

——加缪，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他（奥尔特加）是一个文明的欧洲人，一个伟大的欧洲人。

——索尔•贝娄，美国犹太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

——《大西洋月刊》

我仍然记得自己在30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大众的反叛》时，多么受挫于这本奇特的书……最近我又读了一遍这本书，反应却完全不同：我在20世纪时曾认为已经过时的那些观点，如今却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解释数字时代最离奇的事件。

——特德•焦亚（Ted Gioia），被誉为美国zui杰出的音乐历史学家之一

一部深刻的书，从始至终都充满生机和活力……就思想深度和影响而言，它与斯宾格勒那本宣告文明厄运的《西方的没落》同样发人深省，同样具有潜在的影响力。

——《纽约时报》

奥尔特加无疑是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哲学散文家，而且很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新共和》杂志

导言|大众时代来临了吗？ 何怀宏

贝娄序 索尔•贝娄

中译序|大众的反叛与欧洲的前途

英译序

作者序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大众时代的来临

第二章　历史水平线的上升

第三章　时代的高度

第四章　生活的改善

第五章　一项统计事实

第六章　大众人剖析

第七章　高贵的生活与平庸的生活，或勤奋与懈怠

第八章　为什么大众要干涉一切，为什么他们的干涉总要诉诸暴力？

第九章　野蛮主义与科技

第十章　野蛮主义与历史

第十一章　志得意满的时代

第十二章　专业化的野蛮主义

第十三章　最大的危险：国家

第二部分

第十四章　谁统治这个世界？

第十五章　我们遇到了真正的难题

附　录　奥尔特加主要著作一览

译后记

第六章 大众人剖析

今天支配着公共生活——不论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的大众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两个问题最好放在一起回答，因为它们之间是彼此相通的。力图领导欧洲当代公共生活的人虽然与在19世纪居主导地位的人远不是同一种人，但他们却是19世纪培育和造就的。无论是在1820年、1850年，还是在1880年，任何一个敏锐的大脑只要通过一种简单的先验推理，就可以预见到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历史处境的严峻。事实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100年前不曾被预见到的。“群众正在崛起！”黑格尔以预告世界末日来临般的口吻说道；孔德宣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由于缺乏一种新的精神力量，它将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尼采站在恩加丁的一座峭壁上尖叫：“我看到虚无主义的洪流在奔腾泛滥”。说历史不能被预言是错误的，无数次的历史预言已经应验。如果未来没有给预言留下空间，那么，当它转化为现实或往事时，就不能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人们将无法理解现在和过去。整个历 史哲学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观念，即历史学家是先知的 另一副面孔。当然我们只能预料到未来的大体状况，但实际上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了解也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如果你想对自己的时代有一个恰当的认识，你最好退后几步从远处观察，应该保持多大距离呢？答案很简单：只要看不到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就行。

就自19世纪以来人数一直在持续增长的大众而言，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一开始，物质生活上表现出一派普遍安适的景象，普通人以前从未能够如此轻松地解决其经济问题。尽管大宗的财富在日益减少，产业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但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却发现他们的经济视野（economic horizon）一天比一天开阔。他们的生活标准中每天都可以增添一件奢侈品；他们的地位越来越安全稳 固，越来越超脱于他人的意志。过去曾经被视为命运之荫庇与恩宠的禀赋与才能，如今变成了一种权利，它再也不能引起人们对命运充满谦卑的感激之情，人们对它只有要求与占有。大约自1900年起，工人同样也开始稳固并扩展其生活，不过他们得通过奋斗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可能像中产阶级那样，等着社会和国家主动为他们服务，坐享其成，因为那毕竟是一种组织上的奇迹。

除了这种经济状况的方便与安全之外，还得加上物质条件的得天独厚：舒适的生活以及井井有条的公共秩序。人们的生活列车奔驰在畅通无阻的轨道上，根本不必忧虑会发生什么剧烈而危险的意外中断。这样一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条件必然会在人们的意识深处注入一种生活观念，它可以借用我们西班牙古老文明中的一句睿智而优美的成语来表达：“卡斯蒂利亚广阔无垠”。也就是说，从它各个主要及关键方面来看，生活向新一代人呈现出一种免除了一切限制的状态。当我们想起这样一种自由而宽宏的生活状态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普通人都不可企及的时候，这一事实及其重要性就会昭然若揭。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以前的普通人而言，生活注定要成为不堪承受的重负，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物质上。从一出生开始，生活就意味着一种他们不得不忍受的障碍物之累积。除了适应，除了在极为有限的空间里了度此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物质生活转向法律生活和道德生活，那么这一对比就会更加一目了然。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普通大众就发现再没有什么社会限制可以阻碍他，也就是说，在公共生活中，从他一出生开始就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与限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强迫他限制自己的 生活，于是乎，我们再次看到“卡斯蒂利亚广阔无垠”。不再有什么“阶层”或“等级”，没有人拥有民事上的特权，一般人都会意识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从未发现自己曾经置身于类似——哪怕是一丁点的相似——的生活环境之中，它是由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条件构成的。事实上，我们正面临着人类命运的一场彻底变革，这场变革孕育于19世纪。人类的生活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它都将焕然一新。有三项原则使这一新世界成为可能：自由民主政体、科学实验和工业制度，而后两项原则可以合并为一个词：技术。这些原则没有一项是 19 世纪的产物，它们来自此前的两个世纪；19世纪的成就不在于发明这些原则，而在于普及这些原则，对于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但是，仅仅抽象地承认这一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它所带 来的不可避免的具体后果。

19 世纪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我们不要指望能从那些只是偶然事件的重重迷障中识破这一本质，我们应该抓住这样一项事实，那就是19世纪使得普通大众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置身于一个与他们此前所面临的环境有天壤之别的生活条件之中，公共生活彻底被颠倒。革命并不仅是对既定秩序的反叛，而是要建立一个与传统秩序截然对立的新秩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他们对公共生活的影响而言，19世纪所造就的这些人全然不同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人。18世纪的人当然不同于17世纪的人，而17世纪的人自然也不同于16世纪的人， 但是与这批新人相比，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彼此相似，甚至可以说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对于其他所有时代的平民大众来说，生活首先就意味着限制、义务和依附：统言之曰“压力”；如果你乐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压迫（oppression），不仅是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压迫，还包括自然意义上的压迫。直到100年前，也就是在现代科学——物理学和管理学——开始大规模地应用于实践之前，人类从未摆脱过自然意义上的压迫。此前，即使对有钱有势的人来说，世界也是一个贫乏、艰辛且充满危险的地方。

在这一新型人（the new man）的出生伊始，他所处的世界就没有强迫他局限于任何固定的形式，也没有对他设置任何否定性的条件；恰恰相反，它一直都在刺激他的欲望，而我们知道，人的欲望在本质上是没有止境的。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世界不但显示它实际上拥有的事物已臻于完美富足，而且它还向居于其间的人们做出进一步的允诺：未来它将更加充足、富裕和完美，就好像它拥有一种自发的、永不枯竭的推动力量一般。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坚定的信仰如今已经开始出现细微的裂痕，但很少有人会怀疑几年以后的汽车将更加舒适与便宜，他们对此深信不疑，犹如他们相信早晨太阳将从东方升起一样。这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因为，事实上人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在技术和社会方面是如此完美的世界，以至于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大自然所造就的，他们从未考虑过，这个新世界诞生的前提条件是那些天分极高的个人必须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他们更不愿意承认，所有这些设施与成就依然有赖于人类某些罕见的技能和德行，如果稍有懈怠，这座宏伟的大厦就会急速坍塌，荡然无存。

上面这些观察使我们对大众人心理图像中的两个基本特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一方面，生命欲望的自由膨胀，亦即个性自由的伸张；另一方面，他们却对使之生活得以安闲舒适的造福者丝毫不存感激之情。这两种特性正是我们在被宠坏了的孩子（the spoilt child）身上所见到的心理症状，事实上，把这种心理状态作为考 察当代大众人灵魂的一把钥匙是极为恰当的。无论是在理想上还是在实践上，面目焕然一新的平民大众都受惠 于慷慨宽宏的古老传统，但他们却被周遭的世界宠坏了。所谓宠坏，是指世界对他反复无常的要求没有一点限制，尽量予以满足；并给他这样的印象：他可以任意而为，无拘无束，不知道义务为何物。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成长起 来的少年儿童根本没有体验过限制，由于所有外在的压力、限制都被取消，任何可能的冲突都不复存在，于是他竟然开始相信自己是唯一存在的，并习惯于唯我独尊， 而不考虑、顾及他人，特别是不相信别人比自己优秀。只有当某个比他强大的人迫使他放弃自己的某些欲望，进行自我限制与约束时，他才会收敛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感觉，他才会从中学到一个基本的规范：“这是一个极限，我在这里一无所能，那是比我优秀的人的天地。显然，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人：我自己和比我优秀的人。”在过去的时代里，普通人每天都在从他所处的世界中吸取这一基本的教导，因为那是一个条件恶劣的世界，灾难不断，一切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物质匮乏，居无定所。相比之下，新的大众却发现自己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万物皆有备于我，一切都处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付出努力，这就如同我们看 到太阳自己就会悬在空中而无须我们把它扛在肩上一样。没有谁会由于自己呼吸到空气而感谢他人，因为它并不 是人为制造的，它属于“本来就存在”的事物（what is there），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而然”的事物。我们从未感到空气是稀缺的。这些被宠坏了的大众竟然无知到这种程度，以至于相信物质财富和社会组织与他们可以任意支配的空气同出一源，都是“本来就存在的”，因为它们也没有缺乏过，并且几乎和事物的自然结构一样完美。

因此，我的论点是：19世纪给某些生活秩序所带来的这种组织上的完美，使得大众受益匪浅，但他们却把它视为一种自然系统，而不是一种组织系统。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与定义大众所暴露出来的荒谬的心智状态：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但对于其原因却一无所知，也没有这个兴趣。因为他们无法透过文明所带来的成果，洞悉其背后隐藏的发明创造与社会结构之奇迹，而这些奇迹需要努力和深谋远虑来维持。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只限于对文明成果不容分说的攫取，就好像这是他们的自然权利一样。过去，当食品短缺导致骚乱时，暴动的群众通常会捣毁面包店，四处搜寻面包。这或许可以看作公众行为的一种象征，今天，大众对待滋养了他们的文明所采取的态度就有类于此，只不过规模更大、更复杂而已。

贝娄序

索尔•贝娄

“大众人”（mass man）是什么，在安东尼•克里根对《大众的反叛》（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的出色翻译中，奥尔特加为我们做了充分且明确的界定，但就这本书的论证做一个简述对读者来说可能依然是有用的。

奥尔特加在谈到“大众人”时，并非指无产阶级， 他并不打算让我们去思考任何社会阶级。对他而言，“大众人”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类型。法庭上的律师、法官席 上的法官、俯身麻醉病人的外科医生、国际银行家、科 学界人士、私人飞机上的百万富翁，尽管他们受过教育，拥有财富或权力，但他们几乎都是大众人，与电 视维修工、陆海军商店的职员、市政消防检查员或者酒 吧招待没有重要的区别。奥尔特加认为，在西方，我 们生活在一种平庸者的独裁统治（a dictatorship of the commonplace）之下。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使人口的大幅增长成为可能，并且随着新的人群的出现，文明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因为在奥尔特加看来，革命不仅仅是对现存制度的反叛，而且还要建立一个与传统秩序截然对立的新秩序。现代革命为普通人（the average man）、为其当今所属的巨大社会集团创造了一种与旧时截然相反的心理状态。公共生活已被彻底颠覆。不受任何资格限制的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属于拥有最高主权的大众。在考察这一拥有最高主权之大众的集体假设的基础上，奥尔特加得出结论：尽管世界在某些方面仍然是文明的，但它的居民却是野蛮人。奥尔特加认为野蛮是由规范的缺乏来界定的，“如果没有可以诉诸的法律原则，就无所谓文化”。在大众社会里，哲学和艺术有着与法律传统相同的命运。

奥尔特加的“大众人”具有怎样的特征呢？他无法在自然的与人为的之间做出区分。廉价且丰富的商品和服务，包装好的面包、地铁和蓝色牛仔裤，自来水和一触即亮的电子设备，这些科技包围着他，就像自然世界的延伸一样，已经深入到他的脑海当中。他认为这里有空气可以呼吸，有阳光能够照射。他也预期电梯会上升、公交车会把他带到目的地。他分辨人造物与有机体的能力渐渐消失。他对神奇的大自然与技术天才视而不见，认为二者都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在奥尔特加的大众社会里，底层民众已经胜利了，并且在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并不关心文明，而只关心机械化所带来的财富和便利。大众社会的精神要求它无拘无束且唯我独尊；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是危险的，并且在原则上没有人比其他任何人更优越——奥尔特加认为，这就是“大众人”的信条。相比之下，“精英”（select man）只要服务于一个超验的目的，就会明白他必须接受一种奴役。“随心所欲”，歌德说，“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贵的人追求秩序与法律”。由此可知，大众人缺乏严肃性。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全部都是可替换的。一切事物之于他都是暂时的。他可能偶尔在悲剧中扮演角色，但普遍的情绪却仅仅是一场闹剧，大众人喜欢笑话。他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要求娱乐并且喜欢耍性子，缺乏形式以及只有紧要之事才能引发的不可或缺的紧张。他的唯一诫命是“你应该期待便利”（Thou shalt expect convenience），“人们所做的唯一努力就是逃避自己真实的命运”。

并且，在奥尔特加看来，什么才是野蛮人的命运？对平庸之人来说，开放的生活世界使得他封闭了他的心 灵。大众的反叛建立在普通民众心灵闭锁的基础之上，这反过来又“构成了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危机”。灵魂对此如何做出反应，或者它是否会做出反应，奥尔特加在本书中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其他地方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人与民族》（Man and People）一书中，他论述了个体本身的心灵斗争以及作为形成真实观念前提之一的“内在自我”（being inside oneself）的必要性，因为没有那些原始的、创造性行动的孕育，社会就会消亡。

“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历了奇迹般的增 长，而大众的反叛与这种增长就是一回事。但是，同一个现象的另一面却是可怕的，它不是别的，而是人类道德的彻底沦丧。”这是奥尔特加最悲观的看法。诚然，他说，就普通人而言，西方所达到的生活水平比过去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高，但如果我们展望未来，我们就会有理由担心它既不能保持这一水平，也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反而极有可能倒退，跌落至更低的水平线”。在政治领域，他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大众是通过国家来行动的，并且在大众统治之下，国家将不可避免地粉碎个体的独立性。

我认为，指出西方当前的情境与这本书首次出版时 的情境之间的差异是恰当的。奥尔特加写作时，西方正处于与科技的蜜月期，十年前这种蜜月期结束了。怀疑和恐惧明显地弥漫于大众社会。尽管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由于日益严重的文明危机、战争和更新换代的速度， 以及大众人逐渐意识到世界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现代人的信心被极大地动摇。此外，大众终究无法控制国家。不能说高水平的警察国家表达了他们大众的意志，也不能说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了被宠坏的孩子的国家。大众传媒并没有反映大众的支配，相反，它们展示了那些形成公共舆论和公众品味之魔术师们的技巧。普通人不可能想到他能理解或控制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无法坚定地相信他所看到的画面。20 世纪 80 年代的平庸并不像五十年前那样自信，种种危机使其大为收敛。如果说人类在今天意志消沉，那么，其原因或许并不在于大众的反叛，而在于大众社会遭受的挫折，在于其太过现实主义之恐惧的越来越浓厚的阴影，尤其在于被困扰、被损害——如果说还没有完全被毁灭——之灵魂所感受到的痛苦。

可以肯定的是，奥尔特加有他的前辈。包括尼采在内的早期作家，曾经强烈地谴责了一种新的人类类型的出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将其称为“最后的人”），但奥尔特加绝非一个缺乏独创性的思想家。奥尔特加的“大众人”是 19 世纪艺术家所见到的中产阶级的后代——司汤达的小商人和外省政治人物、福楼拜的郝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巴力崇拜者。这些作家都是奥尔特加的前辈，并且某种程度上，他借助他们的视角来看待20 世纪：一种被贬损的、面目全非的人类类型，一种世界上拥有数亿人的新生力量，正在支配着现代文明。任何人只需读上一页奥尔特加的文章，就可以看到他完全属于他自己。他博览群书，却不模仿任何人。法国作家马塔（David Mata）最近在《邂逅》（Encounter）中提到，奥尔特加是“一个源头，一个源泉。他是如此无学究气，如此朴实无华，以至于他根本不是一个传统的哲学家：他似乎如此透明，以至于他没有什么，只有光亮。对于他所思考的任何主题……他都散发出正午的 光辉，偏见、部族偶像、各种实体形式在这里统统消失 殆尽”。尽管他是一个文明的欧洲人，一个伟大的欧洲人（un grand Européen），但他的光辉却是独一无二的西班牙风格。

1985 年

（陈丽译，刘训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