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心血之作,她用十年时间准备,重返东北三省作为伪满洲国存在的那十四年(1932-1945),在七十万字的篇幅里,迟子建秉承以小人物写大历史的写作理念,形式上采用编年体,让纷繁复杂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于恰当的年份浮出水面,让那段在教科书中只有只言片语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具象可观。全书出场人物有上百位,从“康德皇帝”溥仪到抗日将领杨靖宇,从俄国商人到日本“满洲移民”,从婉容福贵人到影星李香兰,但是贯穿全书却是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迟子建以从容的笔调,描摹着他们在那段岁月中的生活,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真挚缤纷的情感世界,而那个时代,那段历史也在他们的故事里得以完整的重现。
编辑推荐
伪满洲国(1932—1945)十四年间湮灭往事
上百位人物,三教九流群生众相,战乱时代人间悲欢
上千里纵横,从哈尔滨到奉天,从大兴安岭到乌苏里江
全文修订,增补跋一篇
精装重量级再版,富于理念的设计,版式疏朗,适于收藏。内文采用特制轻型纸,完美实现视觉上的力量感与实物的轻盈感。
作者简介
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黑龙江漠河北极村,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 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现为黑龙江省作协主席。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八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等,小说集《雾月牛栏》《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散文随笔集《我的世界下雪了》等。 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作品有英、法、日、意、韩、荷兰文等多个海外译本。
精彩书评
——作家 阿来
所有信手拈来的说法都不能概括迟子建的小说品质,她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着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至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
——作家 苏童
目录
第二章 一九三三年
第三章 一九三四年
第四章 一九三五年
第五章 一九三六年
第六章 一九三七年
第七章 一九三八年
第八章 一九三九年
第九章 一九四O年
第十章 一九四一年
第十一章 一九四二年
第十二章 一九四三年
第十三章 一九四四年
第十四章 一九四五年
跋一
跋二
跋三
精彩书摘
翻开《伪满洲国》的手写稿,在第一本的第一页上,我看见了当时标记的写作日期: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二日。
记得那天花去了整整一个白天,才写下并且确定了《伪满洲国》的开头:“吉来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了。把他领出去容易,带回来难。吉来几乎是对街上所有的铺子都感兴趣,一会儿去点心铺子了,一会儿又去干果店了,一会儿又笑嘻嘻地从畅春坊溜出来了。”
我觉得找到了《伪满洲国》的叙述基调和语言感觉。虽然那一天只写了几百字的开头,可却觉得无限充实。傍晚散步时看着暮色温柔的街景,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追溯《伪满洲国》的写作动机,那还是十二年前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求学期间萌生的。不过那时我对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那种动机只能是一种想法,很快就被其他的写作淹没和冲淡了。一九九O年我毕业回到哈尔滨,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终于可以安定而踏实地读书和写作了。这时《伪满洲国》的写作念头又不可遏止地浮现出来。同年底,我到日本访问,在东京,有天晚宴结束后,有一位两鬓苍苍的日本老人突然走到我面前,他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从满洲国来?”我当时有一种蒙羞的感觉,因为满洲国的历史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而那段历史对东北人民来讲又是苦难的历史。这位老人在三十年代来过东北,当时是一家新闻通讯社的记者,他向我了解如今的东北的情况,表达了想再来看看的愿望,这对我是一种震动。我想起了东北一些老人在忆起旧事时常常要说的那句话:“满洲国那时候……”这段历史何以给中日人民留下的烙印如此深刻?归国后我开始去省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做了一些笔记。然而图书馆资料有限,《伪满洲国》在我心中只是一个雏形,觉得动笔写它为时尚早。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我着力进行一些中短篇的写作,从这种写作中获得了文字的锻炼,同时,仍然注意搜集《伪满洲国》的历史资料,这里既有从图书馆复印来的,也有从书店购置的,更宝贵的是从一些旧书摊寻到的。到了一九九八年,我觉得《伪满洲国》的意象在我心中愈来愈丰满,创作的冲动已经出现,于是又集中做了两个月的资料,到了四月迎春初放之时,便开始了写作。
从一九九八年四月动笔,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写毕,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除了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中断了写作外,基本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了《伪满洲国》上。写作带给人精神的那种愉悦与给身心所造成的疲惫自不待言。在这期间,由于我结婚后与丈夫两地分居,所以常常是提着资料和手稿奔波在哈尔滨与故乡之间。在哈尔滨每天写作之后,无论什么天气,总要坚持在晚饭后的黄昏散散步。有时累得或懒得不想做饭了,就花钱到餐馆吃现成的。而在故乡,我的窗外就是山峦、河流和草滩,夏季时推开窗户,清冽的空气就会飘荡在室内,你能嗅到花香、草香和河水的气息,鸡鸣狗吠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记得去年阴历七月十五的夜晚,我站在窗前向下一望,只见那河流被月亮映照得焕发着勃勃金光,感觉那河上的月光似在燃烧,这夜景实在美得惊心动魄。这种寂静而风景优美的写作环境,使《伪满洲国》的写作一直显得比较悠徐从容,不急不躁,以至脱稿之后,当我把稿子整理出来,发现它已有六十多万字,着实吓了我一跳。
一部我倾注了巨大热情的长篇写完了,它是否成功,有待读者的评判和时间的验证。对我而言,心中满落着《伪满洲国》燃烧后落下的灰烬,这灰烬苍凉而苦涩,一如我远离故乡时的情愫。
今天是二OOO年四月十八日,大兴安岭仍在飘雪。前些天北京和华北一带沙尘暴肆虐之时,这里却是风清云白、积雪消融的明媚风光。如今残雪仍存,雪又飘飘洒洒地来了。窗外是一派苍茫的景象了。我记得在哈尔滨写完《伪满洲国》的那个傍晚,是初冬时令,我独自到餐馆叫了两个菜和一瓶酒,一边吃喝一边望窗外灯红酒绿的夜景。待我走出餐馆,发现天在落雪,雪花温柔而凉爽地抚摩着我的脸,使我有要流泪的欲望。今天我在遥远的故乡写这篇后记,望着窗外那大片大片飘扬着的雪花,望着已经模糊了的山、树和河流,也有一种要流泪的欲望。我喜欢雪,不管我晚年时身在何方,都会温暖而疼痛地遥忆着故乡。愿我岁暮时的白发和那一摞摞写作的纸片能化成一带雪花,飘向这里。
二OOO年四月十八日 塔河
《伪满洲国》跋二
这部长篇已经出版五年了。如果加上准备资料时间和写作的时间,它在我心里至少有十年了。
有关写作的缘起和过程,我在作家出版社初版的“跋”中已有交待。在这以后,日本河出书房新社翻译出版此书时,我还写过一篇“跋”。今年《长篇小说选刊》在“经典回眸”栏目中,分两期选登本书时,我又应约写了一篇创作谈《小人物与大历史》。其实,对《伪满洲国》这本书,该说的话也都说了。所以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它做新的单行本,我再次提笔写这个“跋”时,心中有一点点疑惑:我是不是老了,变得爱唠叨了?
我想,只有爱才会让人变得絮叨。我爱这部长篇,不是因为它的长度,而是因为它粗粝、饱满的气质和对我个人生活的纪念意义。我在新婚时开始了两年的写作,二OOO年它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时,爱人还与我分享它带给我的喜悦。而日文版的《满洲国物语》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版本面世时,我却再也听不到他翻动我的书时,纸页发出的温柔的窸窣声了——那曾是我眯着眼睛、最喜欢聆听的一种声音。
记得去年九月我在故乡接受《纽约时报》关于这部书的电话采访时,他们特别问我为什么要用小人物的视角来讲述这样一段历史。我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是:人性。我觉得只有在小人物身上,才会洋溢着更多的人性之光,而人性之光是照耀这个世界黑暗处的永远的明灯!
写这篇“跋”时,我刚刚来到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三天。从窗前望去,可以看见静静流淌着的爱荷华河。水面上有凫游的天鹅和野鸭,对岸的红楼掩映在绿树丛中。聂华苓老师知道我喜欢音乐,特意转录了莫扎特和柴可夫斯基的CD给我。伴着令人陶醉的古典音乐,和从窗外飘进来的清风鸟语,写着这篇短文,我的眼前涌现的却是泛着灰色的旧日时光。那是一种冷中有暖、欢欣中有沧桑的时光,就像我这部长篇所散发的气息。
我不喜欢黑暗,但也不喜欢刺目的光明。刺目的光明在我眼中是另一种黑暗。不管我在哪里,我都喜欢坐在黄昏里,带着我的书,一同倾听这世界的风雨。
二OO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爱荷华
《伪满洲国》跋三
一九九八年早春的一个日子,我背对窗户,在旧居漆黑的写字台上,开始了《伪满洲国》的写作。我明白,我写作历史中的长跑开始了。长跑是需要蓄积足够的能量和激情的,在那一年,这两点都悄然来临了。我已经为这部长篇做了多年的资料准备,做了大量笔记,并且在持续的中短篇写作中获得了文字的锻炼;而且那一年我做了新娘,喜气洋洋,精力充沛,以往我担心的《满洲国》的写作会损害我健康的顾虑,被彻底打消了。我就像一匹找到了一个好主人的、吃足了草、喝够了水、歇息得只想扬蹄奔腾的马一样,一头闯入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沧桑岁月,开始了我漫长的文字旅行。
写作之前,我已经确立了用小人物写大历史的写作理念和以人性之光驱散战争带给日中两国人民心灵阴霾的基本思路,而且形式上采用编年体,删繁就简,让纷繁复杂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在恰当的年份浮出水面,所以工作进行得十分顺畅。在那两年,我提着手写稿奔波在哈尔滨和故乡之间,为那段在教科书中只有只言片语的历史建构着房屋,开辟着道路,填充着人物,涂抹着色彩。就这样,弹棉花的命运多舛的王罗锅出来了,开当铺的好心掌柜王恩浩出来了,天真愚顽的吉来出来了,“砸窑”土匪胡二出来了,开拓团的中村正保和细菌部队的北野南次郎出来了,站在灰尘累累的杂货铺中叼着长烟袋的杂货张出来了。他们占据各自的角落,讲述着自己在那段岁月中的故事。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一出场,那个时代在我眼前就栩栩如生了。
我在小说中也写了大人物,比如溥仪,但我写他也是用写小人物的笔法,写他的“细枝末节”,折射他心灵深处的压抑和孤独感。
其实小人物才是历史真正的亲历者和书写者。人世间的风霜雨雪,大都被普通百姓所承受了。平顶山大屠杀中不会有大人物,被抓到虎头要塞当劳工的不会有大人物,因吃白米而被定罪的人中也不会有大人物。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所以小人物对“善”有着天然的热爱和渴求,他们的情感世界因而异彩纷呈、真挚动人。为这样一群小人物塑像,我用的是东北肥沃的泥土,而调和着这泥土的,是这里的河流和清风。
二〇〇〇年,《伪满洲国》出版了。那上下两卷接近七十万字的书,真的像两块厚厚的砖头,在呈现它重量的同时,也无形中为读者的阅读制造了障碍。因为我深知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真正能静下心来读两卷书的批评家都很少了,更何况是为生计所累的普通读者呢。但不管怎么说,我的内心终于平静下来了,因为我完成了四十岁前最想完成的一部书。我感激我的爱人,因为他的爱给予了我完成这部作品的勇气、信心和激情。所以一拿到样书,我首先送给他一套,我在扉页写的是:“把我目前最为满意的一部书送给你,它是我的,更是你的。”二〇〇二年春,爱人因车祸而离开了我,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时光,这其中我有两年沉浸在这部长篇中,可以说它是我们婚姻的见证和纪念。由于这个特殊的原因,我现在翻阅它的时候,内心会有疼痛的感觉。
以上文字,节选自我二〇〇五年为《长篇小说选刊》写的《伪满洲国》的创作谈。关于这部长篇,我写过两篇跋了,想表达的也基本都表达了。人各有命,作品也是一样。我目前出版了七部长篇,比起《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和《群山之巅》,《伪满洲国》的发行量和评论度都不及它们,虽说日本河出书房新社翻译出版了此作,台湾的联经出版公司也出版了繁体字版。对于我来说,这部长篇难以忘怀,除了因为它是我婚姻的纪念,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我青春时代最畅快的一次文学旅行。重读这部作品,也发现了遗憾之处,但我依然爱它从容的气质,也就是说它是结实的,有韵致的。我相信即便今天重写这个题材,我也不会比当年做得更好。因为这部长篇是我中短篇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一次恰当而自然的“起飞”。虽然在飞的过程中,也有小小的颠簸,但它的翅膀是硬的,没有中途折戟沉沙。所以这部作品的文学天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褪色。
从我写作《伪满洲国》至今,快二十年了,爱人离开我也十五年了。每年阴历三月二十一,他忌日的那天,如果是在故乡,我会从卧室的书架上,取下我送他的这部长篇,轻轻翻动书页,希冀与他留下的指纹重逢。
《伪满洲国》的发表地是在南京的《钟山》杂志,而同在南京的译林出版社,这几年的文学类书籍,做得风生水起,所以我将这部我个人比较偏爱而认知度并不很高的作品,让它回到南京,交与译林出版社,从这里出发,看看它能否找到更多的文学知音,以及更多有见地的批评。因此,我对它未做情节修订,保持了作品的原貌。
南宋的白石道人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词《踏莎行》,其中的“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成为千古名句,王国维对此也大为赞赏。词的主要部分,抒发的是梦里梦外的离愁别绪,而结尾这两句一出,意境立高,自然和人的命运感,宛若清寂深邃的古刹钟声,撞人心扉。
一部难以忘怀旧作,一个只能在梦里牵手的爱人,以及不言不语的青山和自来自去的月亮,或许都是白石道人那两句词的心灵写照,这也是我有勇气把《伪满洲国》再度推到读者面前的动因吧。不管它命运如何,毕竟在这一刻,它被我捧在掌心,重新掂量和打量。不同于青春时代,我手上的持重能力强了些,所以感觉它“轻”了些;又因为我已花了眼,打量它时就有隔世的恍惚感——仿佛它弥漫着此岸的泪水,又仿佛它在彼岸的雾中。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哈尔滨
……
前言/序言
追溯《伪满洲国》的写作动机,那还是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求学期间萌生的。不过那时我对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那种动机只能是一种想法,很快就被其他的写作淹没和冲淡了。
一九九〇年我毕业回到哈尔滨,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终于可以安定而踏实地读书和写作了。这时《伪满洲国》的写作念头又不可遏止地浮现出来。同年底,我到日本访问,在东京,有天晚宴结束后,有一位两鬓苍苍的日本老人突然走到我面前,他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从满洲国来?”我当时有一种蒙羞的感觉,因为满洲国的历史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而那段历史对东北人民来讲又是苦难的历史。这位老人在三十年代来过东北,当时是一家新闻通讯社的记者,他向我了解如今的东北的情况,表达了想再来看看的愿望,这对我是一种震动。我想起了东北一些老人在忆起旧事时常常要说的那句话:“满洲国那时候……”这段历史何以给中日人民留下的烙印如此深刻?归国后我开始去省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做了一些笔记。然而图书馆资料有限,《伪满洲国》在我心中只是一个雏形,觉得动笔写它为时尚早。
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我着力进行一些中短篇的写作,从这种写作中获得了文字的锻炼,同时,仍然注意搜集《伪满洲国》的历史资料,这里既有从图书馆复印来的,也有从书店购置的,更宝贵的是从一些旧书摊寻到的。到了一九九八年,我觉得《伪满洲国》的意象在我心中愈来愈丰满,创作的冲动已经出现,于是又集中做了两个月的资料,到了四月迎春初放之时,便开始了写作。
【迟子建谈创作过程:写作历史中的一次长跑】
一九九八年早春的一个日子,我背对窗户,在旧居漆黑的写字台上,开始了《伪满洲国》的写作。我明白,我写作历史中的长跑开始了。
长跑是需要蓄积足够的能量和激情的,在那一年,这两点都悄然来临了。我已经为这部长篇做了多年的资料准备,做了大量笔记,并且在持续的中短篇写作中获得了文字的锻炼;而且那一年我做了新娘,喜气洋洋,精力充沛,以往我担心的《伪满洲国》的写作会损害我健康的顾虑,被彻底打消了。我就像一匹找到了一个好主人的、吃足了草、喝够了水、歇息得只想扬蹄奔腾的马一样,一头闯入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沧桑岁月,开始了我漫长的文字旅行。在那两年,我提着手写稿奔波在哈尔滨和故乡之间,为那段在教科书中只有只言片语的历史建构着房屋,开辟着道路,填充着人物,涂抹着色彩。
对于我来说,这部长篇难以忘怀,除了因为它是我婚姻的纪念,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我青春时代最畅快的一次文学旅行。重读这部作品,也发现了遗憾之处,但我依然爱它从容的气质,也就是说它是结实的,有韵致的。我相信即便今天重写这个题材,我也不会比当年做得更好。因为这部长篇是我中短篇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一次恰当而自然的“起飞”。
【迟子建谈创作理念:小人物书写大历史】
小人物才是历史真正的亲历者和书写者。人世间的风霜雨雪,大都被普通百姓承受了。
写作之前,我已经确立了用小人物写大历史的写作理念和以人性之光驱散战争带给日中两国人民心灵阴霾的基本思路,而且形式上采用编年体,删繁就简,让纷繁复杂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在恰当的年份浮出水面,所以工作进行得十分顺畅。就这样,弹棉花的命运多舛的王罗锅出来了,开当铺的好心掌柜王恩浩出来了,天真愚顽的吉来出来了,“砸窑”土匪胡二出来了,开拓团的中村正保和细菌部队的北野南次郎出来了,站在灰尘累累的杂货铺中叼着长烟袋的杂货张出来了。他们占据各自的角落,讲述着自己在那段岁月中的故事。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一出场,那个时代在我眼前就栩栩如生了。
我在小说中也写了大人物,比如溥仪,但我写他也是用写小人物的笔法,写他的“细枝末节”,折射他心灵深处的压抑和孤独感。
记得我在故乡接受《纽约时报》关于这部书的电话采访时,他们特别问我为什么要用小人物的视角来讲述这样一段历史。我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是:人性。我觉得只有在小人物身上,才会洋溢着更多的人性之光,而人性之光是照耀这个世界黑暗处的永远的明灯!
【迟子建谈再版:二十年后,重新掂量与打量,既重亦轻】
《伪满洲国》的发表地是在南京的《钟山》杂志,而同在南京的译林出版社,这几年的文学类书籍,做得风生水起,所以我将这部我个人比较偏爱而认知度并不很高的作品,让它回到南京,交与译林出版社,从这里出发,看看它能否找到更多的文学知音,以及更多有见地的批评。因此,我对它未做情节修订,保持了作品的原貌。
南宋的白石道人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词《踏莎行》,其中的“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成为千古名句,王国维对此也大为赞赏。词的主要部分,抒发的是梦里梦外的离愁别绪,而结尾这两句一出,意境立高,自然和人的命运感,宛若清寂深邃的古刹钟声,撞人心扉。
一部难以忘怀旧作,一个只能在梦里牵手的爱人,以及不言不语的青山和自来自去的月亮,或许都是白石道人那两句词的心灵写照,这也是我有勇气把《伪满洲国》再度推到读者面前的动因吧。不管它命运如何,毕竟在这一刻,它被我捧在掌心,重新掂量和打量。不同于青春时代,我手上的持重能力强了些,所以感觉它“轻”了些;又因为我已花了眼,打量它时就有隔世的恍惚感——仿佛它弥漫着此岸的泪水,又仿佛它在彼岸的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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