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代生活史

侵略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军阀在上海有几个优越条件：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事件之后，中国在屈辱的情况之下订立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周围数十里之内，只准到昆山为止，昆山以西，是见不到一个中国兵的。可是日本人反而可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屯驻军队，同时黄浦江中经常有大批军舰驻守，海陆空军都有，而且当时日军在上海布下了许多间谍，混在中国的各阶层组织之中，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日本人早已都知道。那时节上海市政府设立在市中心区，可是上海人要到那个区去，必定要经过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底的日本海军司令部，才可以到达市中心区，所以这个司令部就控制了市中心区的咽喉。
当时上海市市长是俞鸿钧，他每天出出入入都感到日本军人的威胁。市政府有一个情报处，有一天，俞市长下手谕把历年情报档案运出中心区，哪知道所有档案早已全部失踪，代替档案的完全是白纸，原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早已受日本军部的利诱，勾结部分职员，干了这件“盗宗卷”的事情。因此市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换句话说，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
上海市政府从那年的八月五日起就由俞鸿钧带了十六名亲信和八个卫士，在法租界白赛仲路（今复兴西路）一座神秘的屋宇之内，办理一切公务，上海的一般老百姓是不得而知的。
白赛仲路的办公处，五号上午开始办公，下午就有日本同盟社送来一份油印的新闻稿，俞鸿钧见了这个新闻稿为之骇然，因为他在此地办公是极端秘密的，何以当天就被日本方面知道了呢？
日本同盟社送来的稿件分为两种，一种是报纸用的新闻稿，一种是不公开的参考资料，在参考资料中就提到上海市政府已秘密迁移，且将全部人员名单调查得一清二楚。后来才发觉，俞鸿钧的秘书中有一法文秘书耿绩之，就和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同盟社每天送来的参考资料，竟然把南京最高当局每天给俞鸿钧私人的密码公文都译了出来，足见日本间谍不仅上海市政府有之，连政府最高机关都有，这么一来，才把俞市长吓坏了！
日本人在八一三之前，驻在上海的军队实在很少，其实不能应付较大的战争，他们所依仗的力量，只有三分是兵力，七分却是这批间谍的情报；他们对国民政府和市政府的情报了如指掌，所以一味靠“吓”和“诈”两个字，要令中国政府屈服。
当时民情和舆论，一致主张抗日，要对日本决一死战，所有报纸都同样主张要强硬对付，其他出版物如《抗日必胜论》等小册子，销数竟达数万册。表面的情况是如此，而当政的人都知道日本间谍已经渗透了全国上下，等于一个梨子已经从核心里腐烂开来，所以主张“不到最后关头，不作最后牺牲”。
在时局最紧张时，国民政府百般委曲求全，如代表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登载了一段提及日本皇室的新闻，日本军部就认为是侮辱元首，要求停版，政府竟然立刻应允。
市政府在南京路大陆商场设立了一个新闻检查处，处长为陈克成，日本人又要求撤换，市府也马上答允。原来其中潜伏着一个叫黄香谷的人，也是日本人的间谍。
在这般情况之下，政府方面对日本人任何要求都唯唯答应，大家以为战事可能打不起来，所以从闸北逃到租界的人，虽成千上万，但是因此时的局势时紧时弛，有好多人又搬回了闸北。
当时上海市政府在市中心区，无数市民散居租界周围的闸北、南市、沪西和浦东，以及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内。所谓公共租界，是英、美、日三国全都有份的，英美两国为了避免纠葛，将虹口区划作日本人的防区，我住在英租界的中心区，所以即使战事发生，我的住处当时还不会被波及。
在八一三前半个月，报纸的记载虽有山雨欲来之势，但是天天情况不同，今天说非战不可，明天又说可以妥协，究竟是战是和，任何人都断不定。
要是战事爆发的话，一定在虹口区与闸北区互相对峙，我虽安居在英租界中心，但因上海国医公会办了一座中国医学院，占地五亩，自建大厦七座，是在闸北宝通路。这个建筑物虽说是公会所办，但是建筑的全部费用五万元，是由我和丁仲英老师两人签发债券负责借、负责还的。当时的五万元，实际币值比现在港币一百万元还大，我负上了这个债务的责任，又担当了总务主任的名义，所以每天清晨七时，一定要坐汽车到学院中去处理一切，此时学院的师生已逃避一空，但是如何善后，如何看管，着实要费些脑筋。
八月十一日，正在风声鹤唳的紧张情况之中，我一清早就赶到闸北，忽然看见无数军服辉煌的国军，威风凛凛地在闸北布防。本来“一?二八”之后的条约规定上海不得驻扎军队，此时竟然有国军开到，这说明国民政府已开始抗战的布置。闸北老百姓见到这种情况，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国军准备作战，惧的是祸及己身。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在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
我心想，今天该是到了最后的关头，无论如何要到中国医学院去处理一下。我知道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到宝通路，但是此时国军已架设铁丝网，只准人出，不准人入。我心生一计，就在西瓜摊上买了无数大西瓜，装满了一汽车，开到闸口，对防守的国军说：“我是来慰劳的。”防军便把闸口开放，让我进去，西瓜搬下车了，防军拍手欢迎。接着我就一直开到中国医学院，此时院门大开，两个校役正在打包袱，准备离去。我说：“慢，慢！这次战事一开，这所学校一定会被炸为平地，你们也不必看守，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等我做好了，我带你们同坐汽车离开。”
于是，我坐在校务室，想了很久，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军事当局的，说中国医学院全部新建，内有学生寄宿用的铁床四百多张，希望国军接收作为伤兵医院，同时把宿舍所有的钥匙，贴上了房间号码也准备一并交给他们。于是我将大门锁上，带了信和钥匙，交给一位军人，要求他转送司令部。离去之前，我在学院中巡视一周，不胜依依，因为这所学院的一砖一瓦，都是我和丁仲英老师的心血所寄。(按：这所学院，地近八字桥，后来在战事最剧时，我认为一定已被炸为平地，哪知道它始终未受炮火损坏，国军退出之后，日本军人把这个处所改为“中影制片厂”，在广场上搭了四个摄影棚，拨交影业巨头张善琨使用。抗战胜利后改为中央制片厂，上海解放后，又改称上海第一制片厂，据说现在还是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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