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家庭？

　　★ 她们是高学历、高收入的职业女性，本该在职场上大展身手，但是——性别歧视与职场天花板阻断了，女性的上升空间，高强度和高要求的职场文化吞噬了个人生活。主妇生活进一步削弱她们的职业竞争力，重返职场变得困难重重。她们最终回归家庭，看似出于自愿，实则没有选择。
★ 她们是高喊Girl Power的一代，不做贤妻良母，追求事业家庭双丰收，但是——一面是《欲望都市》《傲骨贤妻》，以及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等注重自我选择和奋斗、达成事业家庭平衡的女性形象，一面是毫无育儿支持、对家务劳动无限贬低的社会文化。她们抱持着双赢的幻想，陷入两难的窘境，抛弃了事业，却发现家庭也不是避风港。
★ 她们是新时代全职妈妈，本应在家庭内部和伴侣平等以待，但是——她们支持着伴侣的高强度工作，独力承担育儿和家庭事务，却成为外人眼中游手好闲的阔太太，家人眼中的寄生虫和仆役。她们努力展现自信与平衡，但压抑和愤怒从未消失。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曹晋作序盛情推荐，直面妇女在家庭、职场的不平等处境和真实心声。

　　沙尼·奥加德（Shani Orgad），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女性主义与媒介、媒介与再现、不平等与当代文化等，已出版著作《在互联网上谈论乳腺癌》（2005），《媒介再现与全球化想象》（2012）等。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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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推荐序 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与英国当代父权制的再建构/曹晋
前言与致谢
引言
第一部分 回归家庭：被迫的选择
第1章 选择与自信文化 vs. 有害的工作文化
第2章 平衡型女人 vs. 不平等家庭
第二部分 回归家庭：选择的后果
第3章 甜心妈咪 vs. 家庭CEO
第4章 偏离常规的母亲 vs. 被禁锢的妻子
第三部分 回归何处？压抑的渴望
第5章 妈妈企业家 vs. 模糊的渴望
第6章 自然的改变 vs. 无形的枷锁
结论 拒绝耐心等待
附录
附录一 受访者的主要特征
附录二 媒体和政策再现列表
附录三 研究方法
附录四 英国全职妈妈的特征
注释
理想国·imaginist

　　这本书讲述一个为了家庭而牺牲事业的故事，其共鸣远远超出沙尼所采访的伦敦女性……她天才般地探索了成年生活的许诺、扭曲和失望。沙尼是她这一代人中最出色的社会学家之一。
——理查德•桑内特 《公共人的衰落》作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沙尼·奥加德有力地论证了文化的力量、连同有害的工作体系和脆弱的公共政策，如何阻断了那些事业有成、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出路，削弱她们的自我并扼杀她们的愤怒；这些女性以事业为代价，选择回归家庭照料年幼的孩子们。她生动地讲述了母亲们那些令人心酸的故事，并且精辟地分析了她们的困境——一方面社会文化赞美那些妈妈企业家，并且幻想她们总是无比自信，而另一方面这些母亲很难找到重回职场的途径。
——梅丽莎·米琪 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奥加德的访谈凸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特权和压迫可以并行不悖，结构性的不平等常被掩盖在个人选择的表象之下；公共话语和媒体对“个人选择”的呈现塑造了女性的自我认同，而实际上她们并没有太多选择。
——达夫娜·莱米什 罗格斯大学新闻与媒介学特聘教授

《回归家庭》是一本关键的书，它的意义在于敏锐地分析了生活经验和关于母职、平等和工作的公共话语间的矛盾和冲突之处。而这是媒介和文化研究中常被忽视的一项重要任务。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书评》
如果这些富裕的女性都很难兼顾工作、家庭和育儿，那么那些钱少的女性一定挣扎得更加痛苦。
——《金融时报》

　　在2015年细雨蒙蒙的初春，沙尼·奥加德教授受我之邀，登临本人主持的上海市精品课程“媒介与社会性别”（该课程于2018年获得国家在线精品课程）的课堂，声情并茂地为近百名同学做了题为“长发飘飘的妇女与全职母亲——当代后女性主义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母亲及劳工再现”的英文演讲。时光流转，一别数年，疫情期间，我意外接到理想国编辑的邮件，请我帮助审读刘昱翻译的沙尼·奥加德的论著《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我欣然接受编辑的约请，无论是理想国的品质，还是曾经在耶鲁大学偶遇出版社朋友的因缘际会，以及对奥加德教授研究的兴趣，无一不令我从容提笔，畅谈奥加德教授的论著。
中英文对照审校之后，我建议编辑将此书的motherhood翻译为“母职”，而不以“家庭”一词宏观概括；intensive motherhood翻译为“高强度母职”来体现母职的劳累与艰辛；representation翻译为“再现”，言下之意是媒体或公共政策对经验事实的再表现，其意味着不是客观表达，而是经过多重权力过滤后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再表现，翻译为“再现”更加直观和言简意赅；全书women都翻译为“妇女”，而不能与“女性”这个修辞混用，因为women蕴含着社会与文化建构的妇女，不是生理上的female女性性别，这个区分对社会性别研究是基本的常识。本书译者很严谨，字字句句认真琢磨，编辑也相当用心。此次笔者也深感荣幸，酷暑季节受邀先读伦敦政经奥加德教授的佳作为快。
奥加德教授的《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论著与她2015年初春在新闻学院课堂的演讲内容一脉相承。五年前，奥加德教授首先从为什么要研究家庭主妇和劳工形象的媒介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讲起，她认为媒介内容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这进而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接着，她勾勒了20世纪60—90年代媒介再现的母亲与劳工的历史脉络。在20世纪60年代，“快乐的家庭主妇”是西方媒介再现的妇女的主要形象，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将妇女推入厨房，迫使妇女放弃她们自己的事业和梦想。20世纪70—80年代，“快乐的家庭主妇”这一形象逐渐在媒介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头发飞扬的妇女形象”，也就是事业型的母亲风格。这种形象将追求事业成功和照顾家庭相结合，妇女不仅有工作在肩，而且孩子的文化启蒙与日常生活料理也不能缺席和卸责。事实上，母亲之所以走进工作岗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所促使的。所以，这种“事业型母亲”的形象符合国家需求，但是这种再现忽视了“事业型母亲”背后的困难和挣扎。例如，这些母亲无暇照料孩子，往往需要请保姆，而找到一个好的保姆困难重重，且费用极高，诸多困境都在媒介再现中被掩藏了。一方面，媒介再现强调女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性，表现出妇女可以成功地将“母亲”和“职员”这两个角色进行有机结合。其实，双肩挑的重担已经让妇女难以喘息，她们的健康状况堪忧，而媒介再现的文本和现实很有差距。与此同时，媒介再现的妇女形象又表现出“选择辞职”，退出社会的公领域而返回到家庭的私领域。问题在于，这种再现营造出一种妇女可以自主选择要成为家庭主妇还是职场女工的基调。但现实生活的情况是，妇女被资本的力量所操控。在这一再现中，妇女所付出的代价、无底的牺牲和承受的痛苦是被媒介文本所遮蔽的。奥加德最后总结道，要解决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绝不是妇女单方面的责任。妇女争取权利，选择走上社会，却被男权社会否定，但她们只能自认倒霉，因为这看似是她们“自己的选择”。故而，需要转换观念的是男人，以及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

　　劳拉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兄弟姐妹一共四人，在英格兰北部一间公营房屋里由当泥瓦工的父亲和当夜班护士的母亲抚养长大。母亲在夜间工作，因此白天可以照看孩子。“我妈从来不会歇着，跟我爸两人埋头苦干，拼死拼活地干。我小时候家境困难啊。”劳拉回忆道，“他们没什么休闲爱好，也没闲钱去追求闲情逸致。拼死拼活地干，是为了咱们一家人可以乘旅行拖车去度假。主保佑他们！”
劳拉记得，在她十几岁时，英国电视上满屏幕都是1984—1985年矿工罢工的场面。她说，20世纪80年代开辟了“一个有些不一样的新时代”。随着英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加强私有化、放宽市场管制，以及向国际贸易和资本开放市场的积极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国家迅速从许多社会供应领域撤出。在美国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和英国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推动下，福特主义模式被中小型企业取代，制造业基础衰落，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主导产业。结果，大量男人失业，而从前只收男人的劳动力市场向青年妇女开放，为她们带来了一大波新机遇。
妇女选择、赋权和独立的概念在大众文化中广泛流传，青年女人的学力也渐渐得到重视。劳拉一辈的年轻妇女接触到“女孩力量”的说法，即坚信妇女不仅能在劳务市场中大展身手，而且能够事业与母职两不误。那种“自信、迷人的中层（女）经理形象——拥有两个快乐的孩子（在学校或日托所），一个有条不紊地运转的家（多亏所有省力的新型家居技术）和有幸支持她的丈夫”——遍布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妇女杂志。
劳拉以及我为本书而采访的其他大多数妇女，便是在这类形象和文化观念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中长大成人的。随着全球劳务市场和英国经济出现这些变化，加上受到“女孩力量”前景的鼓动，劳拉的父母满心期望女儿能过得比他们（本能过得）更好。他们督促她取得好成绩，考上大学。正如瓦莱丽·沃克丁（Valerie Walkerdine）、海伦·卢西（Helen Lucey）和琼·梅洛迪（June Melody）所指出的，对当时的劳工阶层家庭来说，“高等教育及其带来的进入专业领域的职业希望，令他们有机会摆脱平庸的、苦苦煎熬的工人阶层生活”。劳拉成绩优异，1992年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她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以一等学位从古典文学和英语专业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出色的软件程序员，在一家总部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跨国公司供职。她很喜欢那份工作，得心应手地干了九年。然后她嫁给一名场内交易员，搬到伦敦。36岁，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劳拉辞掉了带薪工作。在过去七年里，劳拉已经（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自己“改造”成了一名全职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