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尔根·哈贝马斯

　　一部对这位毫不妥协的批判者毫不妥协的批判之
作！
一位不屑于在公众面前隐藏自己观点的知识分子！

　　斯蒂芬·穆勒- 多姆，出生于 1942 年，在法兰克福师从狄奥多· 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现为德国奥尔登堡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另著有《阿多诺传》。他先在《今日戏剧》杂志担任编辑并撰写剧评，作为剧作家引起文坛关注之前，就被称作敏锐的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主要作品有《疑心病患者》《熟悉的面孔，复杂的感情》等，并获得多种如席勒奖、毕希纳奖、莱辛奖等多项文学奖。

文前辅文
文前彩插
引言
一位批判理论家的未完成学历
前言
序言 同类中的异类
第一部分 灾难与解放
第一章 作为生活常态的灾难岁月：在古默斯巴赫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
第二章 在哥廷根、苏黎世和波恩的大学生活
第二部分 政治与批判
第三章 在马克思咖啡馆接受智识教育
第四章 在性格迥异的阿本德罗特和伽达默尔的庇护下
第五章 重返法兰克福：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之间的折磨
第六章 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象牙塔中
第三部分 学术活动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第七章 场所精神：第三次重返法兰克福
第八章 新项目
第九章 在政治思想论争的战区
第十章 反对德国性（Deutschtum）和民族主义
第四部分 世界公民社会与正义
第十一章 职业批判者：进入第三个千年
第十二章 驯化资本主义和欧洲的民主化
第十三章 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中的哲学
第十四章 著作展
后记 内心的罗盘
附录
家谱图
大事记
哈贝马斯讲座和研讨课名录
始于1967年的客座讲学
参考文献
档案目录
图片来源
致谢
索引
译后记

　　引言
对于这本讲述我个人生平的书，我既不是作者，也对书中内容未有任何影响。因此，不宜在这里发表评论。不过，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想在书的前面写几句话略说一下这本书，原因在此稍作解释。
由于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系统问题方面，所以到晚年我才花费更多精力在哲学史上。比如，过去十年，我读了很多哲学著作——很多是以前没读，现在补读的，也有很多是过去常读的，但过去读，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要“用”到书中的观点而读的。而现在，我则是第一次怀着对作者生平的兴趣去读——关注作者生活的历史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种体会，透过思想生成的历史的和生活史的语境去看，思想便带有了一种不同的色彩：对这些思想你会有与以往不同的也往往更透彻的理解。如果读者与所读作品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距离，则更是如此。我很幸运，我最重要的作品早已有了中译本。所以我很高兴，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读者诸君，能了解和熟悉这些思想生成的原初语境。
出于这个原因，我要感谢该书出版社和译者刘风，2001年在中国逗留期间我认识了这位称职的译员。我对这部译作的信赖，亦是基于我喜欢回想的这次经历。
于尔根·哈贝马斯
2019年2月，施塔恩贝格

　　第一章 作为生活常态的灾难岁月：在古默斯巴赫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辈的生活形式，通过家族、地方、政治和智识传统的相互纠缠交织，即通过塑造了今之我辈的历史背景，与父辈和祖父辈的生活方式联结在一起。[1]
1929年。1929年6月18日，在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城，于尔根·哈贝马斯降生到人间。哈贝马斯家共有三个孩子，于尔根是次子。这是一个明媚的夏日，这年托马斯·曼获诺贝尔文学奖，雷马克的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正风靡全球。他出生时，德国在经济上危机四伏，左右翼极端势力企图搅乱局势，已初显覆亡端倪的魏玛共和国摇摇欲坠。1929年作为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年份被写入历史。艺术大胆创新、肆意挥洒的时代早已渐行渐远，之后“黄金20年代”终结，此前一直相对较高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人们还在跳着查尔斯顿舞，街上女人的裙裾越来越短。电影院自1月起开始放映《我亲吻您的手，夫人》，这是最后几部默片之一，不过它已经携带少量声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在片中饰演女主角。由理查德·陶贝尔（Richard Tauber）演唱、1928年发行的这首探戈歌曲成为大热门，唱片卖出了50万张。在慕尼黑，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遭禁演，因为教会担心她的演出有伤风化。在柏林，报纸纷纷报道当局意在防止造船工人大街剧院发生剧院丑闻的审查行为。[2]无法防止的是各类交火事件，包括在帝国首都发生的纳粹分子与共产党人的交火。这类街头交火只是大量增长的政治和世界观对立冲突的一小部分，乃冰山一角。“君主主义者反对共和主义者，保守派反对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文化新教徒反对天主教徒，种族主义者反对拥护公民社会者，反犹主义者反对赞同犹太裔德国人持续融入社会的人，为战争大唱赞歌派反对战争怀疑派，笃信帝国神话者反对现实主义政客，特殊道路辩护者反对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实干派，虔诚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正统路德派教徒，狂热的空想者反对墨守成规者，信奉地缘政治的教条主义者反对冷静的利益至上派，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反对共和制度的拥护者，极权主义国家的拥护者反对自由民主派，凡此种种——委实是一个各色政治理论纷纷登场、政治恐惧无处不在的大乱局，在这其中根本性的，往往是原教旨主义的对立矛盾占了主导地位。”[3]
1929年10月，保守自由派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去世，他的辞世对德国外交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德国外交失去了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曾致力于各方利益的平衡与协调，代表德国支持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的非同寻常的倡议——白里安曾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上提议成立“欧洲联盟”。这一年失业人数逐月增长，最后突破800万大关。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大萧条”时代开始了。纳粹分子因此才得以在1929年的州议会选举中大大提高其所获选票在总票数中的比例。纳粹宣传当时主要针对6月达成的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的战争赔款方式，尽管所谓的“杨格计划”减轻了德国年度赔款负担，而且德国重获经济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