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登纳回忆录（共4册）

本书是阿登纳1963年退出政坛后开始撰写。本回忆录主要记载了阿登纳在1945—1963年期间所经历的国内外主要历史事件，以及他个人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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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经历异常丰富且在特殊时期担任特殊要职的人物，康拉德·阿登纳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整个欧洲都有重要有持久的影响。有评论称“以他的铁肩支撑危局，使一个战败的、几乎气息奄奄的民族经受住了考验”，在伟大德国人的评选中名列前茅自然在情理之中。本书分四卷，以100多万字的篇幅详细记录了1945—1963年他所经历的事件和他的看法。这也正是德国从战败、重建到重新崛起的关键阶段，也是冷战的关键时期，同时又是欧洲联合的起步并取得重要进展的时期。关注这些问题的读者都会从中看到这位资深政治家和亲历者的解读。

阿登纳说，本书从1945年德国战败后所发生的事件开始，记述1945年后我对自己所经历过的事件的回忆，没有遗漏，也未加渲染。

作者简介

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并三度连任至1963年，同时期兼任联邦德国外长。他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时期、盟国占领期和联邦德国五个重大历史时期。在他的领导之下，联邦德国在政治上从一个战败国到重新获得主权，进而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平等伙伴；经济上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并通过实施社会市场经济，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他是德国恢复和再次快速崛起的主导者、法德和解的关键倡导者和欧洲统一的主要缔造者，在德国现代史上深深地打上了他的印记。2005年德国电视二台投票评选伟大的德国人，阿登纳与卡尔·马克思和马丁·路德一起位居前三位，其影响至今仍到处可见。

精彩书摘

对德国局势的设想和考虑

我被撤职（指1945年10月被英国人解除科隆市长的职务）的遭遇，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我在当时是说不上的。在勤奋工作之后突然停止我的职务，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被撤职的真实原因。

现在，我有时间和闲暇来详细读报纸，听广播，特别是有时间同我的老朋友瑞士总领事冯·魏斯先生详细地议论天下大事了。

我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反映在1945年10月31日我写给前杜伊斯堡市长魏兹先生的一封信中：

苏联人手中占有：德国的东半部、波兰、巴尔干半岛，看来还有匈牙利和奥地利的一部分。苏联愈来愈不同其他大国合作了，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它所控制的这些地区内行事。在它所统治的那些国家里，现在就已实行完全不同于欧洲其余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原则。

因此，东欧——苏联的范围——和西欧截然分开，这是一个事实。

西欧为首的大国是英国和法国。没有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是西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这个部分衰退了，那么对整个西欧，也对英国和法国带来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使西欧在英、法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使没有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安定下来，并使之恢复元气，不仅是这个没有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而且也是英法两国的切身利益所在。把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伦从德国分离出去，是不利于这一目的的；它将导致相反的结果。它将使没有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方。法国和比利时对安全的要求，从长远观点来说，只有通过西德、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经济一体化才能确保实现。如果英国也决定参加经济一体化，那么，我们将向大家期望的西欧国家联盟的这一最终目标靠近一大步。

至于没有被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的宪法上的结构问题，目前还根本不存在一种合乎情理的宪法结构，这种结构必须重新建立。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不可能的，也是人们不希望的。宪法上的关系可以比以前订得松一些，或许可以采取一种联邦关系的形式。

我知道德国的西方邻国怀有忧虑。我完全理解和尊重它们从过去一百年中所获得的经验。我认为，如果为了安抚它们，而像1945年的情况那样，来分配欧洲的政治权力，那是错误的。政治历史表明，任何时候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政治情况的变化异常迅速。

必须找到一种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具有生命力，因而能够持久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的西方邻国放心，使他们获得持久的安全。我认为，盟国打算分裂一部分德国领土，例如法国要分割莱茵河左岸，这决不是一种解决的办法。分割领土不能使安全得到保障。再说，谁要是打算动手这样分割德国领土，必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德国的其余部分该怎么办呢，剩下来的德国会不会因此而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成为“欧洲中部的一具腐烂的尸体”。它对欧洲造成的致命危害，将和获得胜利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对欧洲造成的致命危害一模一样。

我是一个德国人，但是我也是，并且一直是一个欧洲人，我总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因此，我向来就致力于同法国取得谅解。没有这种谅解，就不可能有一个欧洲，而我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中央政府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就这样主张了。我总是主张达成一种符合两国利益发展的、合情合理的谅解。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就提出过将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工业有机地一体化以保障持久和平，因为我深信，平行发展的、步调一致的经济利益，是——而且永远是——各国人民之间良好政治关系的最健全和最持久的基础。虽然存在困难，我仍然看到西欧有着巨大的发展前途。我认为欧洲的联合，现在远比当时20年代容易。各国人民之间进行国际合作的思想一定会成为现实。

我正在悉心研究欧洲合众国的问题，必须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合众国。我把未来的欧洲合众国看作是德国的西方邻国获得安全的最可靠和最持久的保证。法国害怕一个重新强大的德国，要求采取一种肢解德国的政策，我认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945年后，德国在军事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已经倒下来了，我认为，这种情况已足够保证，这样的德国不会对法国构成危险。在未来的欧洲合众国中，我看到了对欧洲、因而也对德国带来的巨大希望：我们必须设法提醒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国家注意，它们正同我们一样处在西欧，它们是我们的邻邦，并将永远是我们的邻邦。它们对我们施加任何形式的武力行动归根到底只会造成祸害，凭借武力决不能在欧洲建立持久的和平。戴高乐将军认识到这一点，1945年8月，他在萨尔布吕肯的演说中说：“法国人和德国人必须把过去的事一笔勾销，要彼此合作和意识到他们都是欧洲人。”

戴高乐的这些话，给德国和我所盼望的一个统一欧洲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我明白，我们德国人目前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外交活动。我们外交政策的目的，必须是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国际组织中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其他国家加诸战败的德国的负担，应考虑到它能够承担和履行的限度。因为即使是被征服者，也有权生活和工作。困难到了极点而又毫无希望，那就成了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作为拥有权力的胜利者按照人权和神权，也对被征服者负有责任。

我清楚知道，只有欧洲各国人民重新建立起一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每一国人民对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对西方各国的思想、意识和发展作出他们不可替代的特有的贡献，那么才有可能出现一个联合的欧洲。

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只有在德国作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健全的成员正式被接受加入欧洲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健全的和政治上具有生命力的欧洲。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是漫长的，要求我们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心。但是政治的理性告诉我，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对德国历史的进程考虑得很多。我回忆了德国所经历的、特别是我们从1918年到1924年在莱茵兰所经历的艰难岁月。德国目前的处境，每一个个人的处境，是无可比拟的艰苦和暗淡。然而，回顾一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岁月，而且再进一步想想德国人民在这15年中做了些什么——我特别想到我的家乡科隆市，那是有益的。那时，困难的景况和对德国前途的忧虑令人窒息，失业、通货膨胀和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严重。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当时科隆市民群策群力，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和危险，这样联合起来的力量还是排除了万难，完成了巨大的任务。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在科隆兴建了展览馆区，修建了米尔海姆大桥和尼勒尔港，创办了大学，盖成了巨大的住宅区，植造了绿化地带；此外，我们还举办了莱茵兰一千年历史博览会和世界上首次的、唯一的一次报刊展览会——“普雷莎”。

想到我们当时能够做到这一些，就给了我勇气，我们也将会克服现在的困难。当然，我讲到的这些事例，同现在我们整个德国面临着的巨大任务是不能相比拟的。但是，对在那些年月中担任科隆市长的我来说，这些是具体的亲身经历过的事例，是人们用勇气、耐心和恒心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也问我自己，在1918年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何以只存在了15年，1871年建立的很快就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俾斯麦帝国，何以在1918年——成立不到50年——就崩溃了呢，这个德意志帝国看来是那么强大和巩固，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匹敌。我问自己，国家社会主义的帝国最初受到许多老实人欢呼叫好，后来，由于它那极端卑鄙和丑恶的行径，为很多德国人害怕，也遭到他们的藐视和咒骂，但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帝国在德国人民中有存在的可能？

怎么会有可能让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得以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虽然开始时取得了使人眩晕的胜利，而最终又必然趋于失败呢？在这场战争中，为什么能够出现那些勇敢和忠于职守的奇迹，而同时却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规模空前的罪行呢？何以这场战争在它早已注定要失败之后，还会继续进行，直到几乎自行毁灭的地步呢？德国人民这次为什么会一跤直摔到无底深渊？

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作为一个德国人，我感到耻辱，内心深深感到耻辱；我从瑞士总领事冯·魏斯那里知道了许多德国人对德国人干的丑行以及有计划地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但是在崩溃后的现在，当我看到德国人民遭到怎样可怕的命运：饥饿、寒冷、困难和死亡，毫无美好前途的生活，政治上权力被剥夺殆尽，被全世界人民鄙视；当我看到德国人民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用比他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显得还要来得大的毅力来承受这一命运时，我现在又重新以作为一个德国人而感到自豪。我为德国人承受自己的命运的坚强精神感到自豪；我感到自豪，因为每个德国人都具有耐心，毫不沮丧，正在努力使自己免于沦亡，拯救自己和他的家属摆脱这种苦难生活而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近百年来的德国历史映现在我眼前，我自问，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历程的。这是一个必须给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摆脱这一悲惨境地，要从这一深渊挣脱出来，如果我们要想找到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引入深渊的。只有我们认识了我们是怎样进入德国人民历史上这一极其不幸的时期的，我们才能够找到一条前途美好的正确道路。要找到重新站立起来的正确道路，扪心自问乃是必不可少的。

我问自己，我们来回徘徊，从高峰摔到底层，最后跌进了这样的深渊，最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对于研究这样的问题，那些具体细节不是关键，再说许多细节也还没有搞清楚，但是我们必须寻找造成这场灾祸的最深刻和最起作用的原因。

我深信，这些原因远远产生于1933年以前。国家社会主义直接把我们引进了这场灾难。但是，如果国家社会主义没有在广大的居民阶层中找到它撒播毒种的肥沃土壤，那它也是无法在德国攫取政权的。我强调指出广大的居民阶层这一点。仅仅归罪于高级军官或大工业家，是不正确的。当然，他们是完全负有罪责的；而且，他们拥有的权势愈大，他们个人的罪责也就愈大。然而，广大的人民阶层——农民、中产阶级、工人、知识分子——并没有正确的思想立场，否则，从1930年起的那些年月中，在德国民族中就不可能出现国家社会主义的凯旋行列。

好几十年来，所有各阶层的德国人民对国家、对政权、对个人在国家的地位具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因而受到了危害。他们把国家搞成了偶像，供奉在祭坛之上；个人，个人的尊严和作用，就成了这个偶像的牺牲品。

国家的全能，国家和国家掌握的权力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人类永恒的友善之上，这些信念，首先在1870年至1871年战争胜利后，接着在经济迅速发展以后，在德国占了统治地位。

工业化的迅速增长，人口大批流向城市，以及接踵而来的许多人破产流浪，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德国人民中进行恶性传播铺平了道路。唯物主义世界观必然进一步夸大权力的作用，而强调集中和体现权力的国家的重要性，而贬低道德的意义和个人的尊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极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发展。

国家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唯物主义世界观产生的一种崇拜权力、不尊重个人价值甚至蔑视个人价值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发展已达到了犯罪的地步。

如果在一个民族中，首先强调和夸大了国家、国家性质、国家权力以及无条件服从国家的责任，接着又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受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熏陶，那么，一旦在大多数人民遇到恶劣的物质状况时，就会相当快地接受这种学说；这种学说只知道有极权主义的国家和唯命是从地跟着走的群众。根据这种学说，只有自己的种族是高贵的种族，只有自己的人民是高贵的人民，而其他国家的人民则是低下的，有些甚至是应该消灭的。根据这种学说，即使在自己的种族和自己的人民中，也得不惜一切地消灭政治上的反对者。

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最少受到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腐蚀的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德国人中，遭到了强有力的精神上的抵制。

国家至上、国家万能、国家高于个人尊严和自由等等观念，是触犯基督教的天赋人权的。按照我的见解，个人的存在和地位是高于国家之上的。国家权力的深度和广度，应以不损害个人尊严、自由和自主为限。但是，个人自由并不意味着毫无约束和为所欲为。它使每个人有义务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时，经常想到每一个个人对其他人和整个民族所负的责任。

前言/序言

中译本序邢来顺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当代德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他一生历经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盟国占领期和联邦德国五个历史时期，可谓饱经历史沧桑。他在德意志帝国后期开始涉足政界，因担任科隆市长期间政绩突出而受到瞩目。第三帝国时期，他拒绝与纳粹合作，两度被捕入狱。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后，73岁高龄的阿登纳作为基民盟领袖出任联邦总理，在任长达14年。仅此而言，阿登纳的“统治”比希特勒的“千年帝国”还长，超过了魏玛共和国21任内阁时长总和，其他联邦总理更是难以企及，只有他的“孙子”辈领导人（也出自基民盟）赫尔姆特·科尔担任联邦总理16年，打破了他保持的纪录。

阿登纳担任总理期间对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坚定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信徒。因此，当需要在德国重新统一和融入西方之间做出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经济方面，他支持“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强调市场调节的同时，主张国家进行积极“社会干预”，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在社会政策方面则引入“共决制”，使工人与企业主共享决策权。受益于上述政策，联邦德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外政策方面，德国人赢得了西方国家的信任，重新获得国家主权；经济方面，联邦德国迅速从战争创伤中复苏，创造“经济奇迹”，成为西欧经济增长的引擎。阿登纳担任联邦总理时期也因此以“阿登纳时代”载入史册。

联邦德国初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与四大占领国的关系，恢复国家主权，争取在西方国家中的平等地位等问题。因此，对外关系和政策成为阿登纳最为关注的领域，也是他最富成就的领域。《阿登纳回忆录》主要追叙了从1945年德国战败到1963年阿登纳辞去总理职务为止他所经历的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会议以及他的相关看法。阿登纳对于战后德国所处的国际处境见解深刻而独到，对于联邦德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了然于胸。在他看来，在美英法占领区之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面临几项重大任务：恢复国家主权；实现德国重新统一；促进西欧联合，改善德国的国际处境。

阿登纳是联邦德国历史上唯一兼任过外交部长的总理。为了实现以上外交目标，他设计了缜密的实施路径。首先，他推动与西欧国家紧密联合，以此作为其实施相关战略的政治基础。他认为，面对东西方冷战，处于对抗前沿的联邦德国必须坚定地选择西方。这是确保联邦德国取得美、英、法等国信任，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恢复主权地位的前提。其次，他设定欧洲联合为消除西欧各国对德国重新崛起不安和恢复联邦德国主权的最佳途径。为此，他首先与宿敌法国和解，“达成一种符合两国利益发展的、合情合理的谅解”。然后通过经济一体化为欧洲各国奠定“良好政治关系的最健全和最持久的基础”。阿登纳推动欧洲联合的努力，消除了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各国的疑虑，为联邦德国重新获得主权扫清了道路。再次，他在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上有自己的定见。他认为，德国要统一，但德国的重新统一绝不能以牺牲自由民主为代价。换言之，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同时，德国的重新统一不只是“涉及德国的问题”，“也是一个欧洲的和世界的政治问题”。在东西方冷战形势下，除非得到苏联首肯，否则德国重新统一的愿望在短时期内难以实现。有鉴于此，阿登纳虽然坚定站在西方阵营，却不忘与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苏联修好，在1955年联邦德国刚刚恢复外交政策主权后就立即访苏，建立外交关系，为日后德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

上述可见，“阿登纳并非一位远离现实的梦想家，他更大程度上是一位乐观的实用主义者。”这种实用主义使他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就，也为其赢得了崇高的声望。甚至他的对手也称赞“他是一位伟人”。法国总统戴高乐给予这位老朋友的评价至简至高，极为中肯：“在一场可怕的战争之后阿登纳复兴了他的国家。他每时每刻都在为欧洲合作而努力。他是法德和解的先锋。”

对于阿登纳这样一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重要政治人物，人们给予特别关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阿登纳也深知自己作为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对于历史发展的责任所在，希望能像历史学家一样，把“疾风暴雨般的年代中”的“经历”总结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经验，“去认识发展进程的可能趋势”，“指出可望到来的发展”，“促使读者能对未来进行思考”。这应该就是其晚年撰写回忆录的初心。1967年，91岁高龄的阿登纳逝世，联邦德国为他举行了他人未曾享受过的“国葬”厚遇。9年之后，他百年诞辰，又被冠以“联邦德国之父”，可谓实至名归。

阿登纳是一位极具洞察力、判断力和决策能力的杰出政治家，考察其政治活动，汲取其思想智慧，不仅有助于我们研究联邦德国的早期历史，而且可资鉴于现实，甚有裨益。其所著《回忆录》则是我们研究这位杰出政治家的捷径。如今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时隔40余年后决定重印其中译本回忆录，非常必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孙瑜先生的信任，本人不揣浅陋，拟拙文以为鼎力支持并向诸位读者力荐。

2018年4月于武昌桂子山目录

引言

不久前，我同一位德国大学里的近代史教授、历史学家议论我们的时代。在谈话过程中，我问他，作为历史学家，他是如何设想时代的发展的。

他回答我说，预见未来的发展，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历史学家并不是预言家。他的任务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尽量忠实地记载下来，或是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我反驳他说，我对历史学家的任务另有看法。我认为：历史学家，尤其是一位近代史教授，至少必须设法以类比推论的方法，从我们时代，甚至从我们当前发生的事情中，去认识发展进程的可能趋势。而且，他们应当在他们讲授的学说中，指出可望到来的发展，以及根据情况提出警告。

这位历史学家不赞成我的看法。他再次重复说，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

我当然并不要求一位历史学家作出预言。但是，我认为，只有他尽可能从当前发生的事情中推论出未来的发展，那么他的工作，特别是一位研究近代史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才算做到了家。

我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我的确在动荡不定的而且是急风暴雨般的年代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其中大部分的事情又都是我参与一道做的。当然，我也并不是一个预言家，因此我对未来所说的话，可能有错误。不过，如果我能促使读者去思考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和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我就感到满意了。

长寿使人有可能总结其经验。经验可以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这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的，也不是天生的才智所能取代的。对于政治领域来说，尤其是如此。

我的回忆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当我1894年进入弗赖堡大学念第一学期时，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是固定了的。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后来几十年中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事情。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陆国家，大不列颠是最强大的海上国家，欧洲是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中心。美国没有值得一提的陆军，没有引人瞩目的舰队，它还没有进入世界的政治舞台。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把美国推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德意志帝国覆灭，继之而来的是魏玛共和国时代。1933年，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攫取了政权。1939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他肆无忌惮地发动的。这次战争以1945年德国的彻底被摧毁和欧洲的不幸削弱而告终。

本书从1945年德国战败后所发生的事件开始，记述1945年后我对自己所经历过的事件的回忆，没有遗漏，也未加渲染。但是，同时又要促使读者能对未来进行思考。

如果仅仅按时间先后把材料重述一番，就不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正确地介绍给读者。为了理解发生过的事情和我们当前的情况，有必要知道这些事情的联系。因此，材料必须编排得使这些联系一目了然。一些重要的事件和问题如重新统一、被逐出家园者、负担均衡、重建、经济等等，只能留待下一卷去叙述。我也只有在那一卷里才能对我的同伴们给我的巨大帮助作出评价。

康拉德·阿登纳

1965年9月于勒恩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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